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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论-鲁迅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的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得猛,只要目前的梦。
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中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固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辩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
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和妄想的区别。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要将扫除庭院与劈开地球混为一谈。理想家说,这花园有秽气,须得扫除,——到那时候,说这宗话的人,也要算在理想党里,——他却说道,他们从来在此小便,如何扫除?万万不能,也断乎不可!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夜宿,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死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雠,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接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苦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然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修补了又破坏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鲁迅这位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观点——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郭沫若: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苏雪林: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
瞿秋白: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毛泽东: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林贤治: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与我们可以因它而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意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的追随者的精神的火花。
钱理群:
在四五十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为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
李敖谈鲁迅:风骨问题
我始终怀疑鲁迅在中国的这个地位,被捧起来的这个地位,被捧到什么程度,捧他是可以的,可是跟事实上的落差,应该怎么样地去解读。我手里拿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前面出版说明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我愿意找出事实来印证这些话,如果有足够的事实的话,如果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革命家,我们必须看他、找到他实际上所做的符合这些赞美的行为的纪录。可是我必须说,在鲁迅的纪录上面,我努力去找过,找不到,或者说比例上面非常地不相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鲁迅在批评人的时候,除了对胡适这些人以外,他大部分都说中国人怎么样,在鲁迅的书里面,我们看他都是泛指,一般地指到了整个的中国人是这样子,中国人是这样子,而不针对哪一个真正该谴责的中国人,他去谴责,或者针对哪一个该谴责的党,他去谴责,不是的,他老是在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他垫背,为他承担他所攻击的,全面性地承担,应该谴责一部分人啊,他没有,他谴责全体。
这种行为使我想起来,在台湾有一个抄鲁迅一些意见的,譬如说,鲁迅谈到酱,把中国我们吃的肉酱,酱肉的酱,酱在里面,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作家,叫做柏杨,现在跟着陈水扁走,被请拿钱,给他钱,做所谓的总统府资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研究》,骂来骂去都是中国人,真正该谴责的那些坏的中国人,他不敢指名道姓,或者那些坏的党,他不敢指名道姓。这种行为跟鲁迅正好是一前一后,我觉得非常地值得玩味,就是如果你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为什么叫整个的中国人来承接这些罪状,而你不特指出来,到底哪些人是可恶的,你把他揪出来,而鲁迅反倒闪躲,不做这种事情。
我给大家看看老式的、旧式的《鲁迅全集》里面,许寿裳给他做的年表,请大家看十八年,就是一九二九年,我们看到鲁迅这些纪录,都是谈到印书的事情,或者他在大学里面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他做了什么,说是对政府的攻击,我们看不到,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家,你是个思想家,你是革命家,又是伟大的 你怎么不攻击当时那个坏政府呢?在这里面我看不到,而我看到的反倒是这些东西,大家看到这些我们所熟悉的鲁迅的这些诗,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种管他冬夏与春秋,在这个诗的这个气氛里面,我们觉得他是有点闪躲的。所以我们看到鲁迅这些诗,我们看得很清楚,好比看到是这个,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为什么依旧不如租界好呢?因为鲁迅他写文章是在租界里面,所谓租界就是被外国人所保护的地区,看到没有打牌声里又新春,这些口气,这些语气,都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语气,而是那种有点酸溜溜的文人的语气,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这样子啊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的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得猛,只要目前的梦。
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中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固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辩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
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和妄想的区别。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要将扫除庭院与劈开地球混为一谈。理想家说,这花园有秽气,须得扫除,——到那时候,说这宗话的人,也要算在理想党里,——他却说道,他们从来在此小便,如何扫除?万万不能,也断乎不可!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夜宿,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死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雠,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接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苦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然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修补了又破坏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鲁迅这位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观点——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郭沫若: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苏雪林: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
瞿秋白: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毛泽东: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林贤治: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与我们可以因它而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意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的追随者的精神的火花。
钱理群:
在四五十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为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
李敖谈鲁迅:风骨问题
我始终怀疑鲁迅在中国的这个地位,被捧起来的这个地位,被捧到什么程度,捧他是可以的,可是跟事实上的落差,应该怎么样地去解读。我手里拿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前面出版说明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我愿意找出事实来印证这些话,如果有足够的事实的话,如果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革命家,我们必须看他、找到他实际上所做的符合这些赞美的行为的纪录。可是我必须说,在鲁迅的纪录上面,我努力去找过,找不到,或者说比例上面非常地不相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鲁迅在批评人的时候,除了对胡适这些人以外,他大部分都说中国人怎么样,在鲁迅的书里面,我们看他都是泛指,一般地指到了整个的中国人是这样子,中国人是这样子,而不针对哪一个真正该谴责的中国人,他去谴责,或者针对哪一个该谴责的党,他去谴责,不是的,他老是在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他垫背,为他承担他所攻击的,全面性地承担,应该谴责一部分人啊,他没有,他谴责全体。
这种行为使我想起来,在台湾有一个抄鲁迅一些意见的,譬如说,鲁迅谈到酱,把中国我们吃的肉酱,酱肉的酱,酱在里面,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作家,叫做柏杨,现在跟着陈水扁走,被请拿钱,给他钱,做所谓的总统府资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研究》,骂来骂去都是中国人,真正该谴责的那些坏的中国人,他不敢指名道姓,或者那些坏的党,他不敢指名道姓。这种行为跟鲁迅正好是一前一后,我觉得非常地值得玩味,就是如果你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为什么叫整个的中国人来承接这些罪状,而你不特指出来,到底哪些人是可恶的,你把他揪出来,而鲁迅反倒闪躲,不做这种事情。
我给大家看看老式的、旧式的《鲁迅全集》里面,许寿裳给他做的年表,请大家看十八年,就是一九二九年,我们看到鲁迅这些纪录,都是谈到印书的事情,或者他在大学里面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他做了什么,说是对政府的攻击,我们看不到,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家,你是个思想家,你是革命家,又是伟大的 你怎么不攻击当时那个坏政府呢?在这里面我看不到,而我看到的反倒是这些东西,大家看到这些我们所熟悉的鲁迅的这些诗,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种管他冬夏与春秋,在这个诗的这个气氛里面,我们觉得他是有点闪躲的。所以我们看到鲁迅这些诗,我们看得很清楚,好比看到是这个,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为什么依旧不如租界好呢?因为鲁迅他写文章是在租界里面,所谓租界就是被外国人所保护的地区,看到没有打牌声里又新春,这些口气,这些语气,都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语气,而是那种有点酸溜溜的文人的语气,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这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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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雪》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 但与《野草》中的大部分篇目不同,不是用奇倔的意象和象征的语言表现作者的孤独前行与反抗绝望,而是用较有华彩的语言对照“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花”,在“江南的雪”中又有自然的雪景与人工的雪景的对照,直到篇末才写到“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灵”,才隐约透露出《野草》那种“荷戟独彷徨”的韵调。
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雪》是一首动人的咏雪诗,是一幅美妙多姿的雪景图,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它是鲁迅《野草》集里的佳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每当诵读它的时候,总觉得是一种强烈的美的享受。
这篇优美的散文,是鲁迅1925年元月创作的。作者以生花的彩笔,描绘了“江南”和“朔方”迥然不同的雪景,表现了对明媚春天的无限向往,对美好事物的缅怀,以及对冷酷现实奋勇抗争的精神。
当时,鲁迅战斗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在南方热气腾腾的大好革命形势推动下,北方反帝反封建的烈火愈烧愈旺。尽管这时作者亲身经历了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有时不免产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旁徨”的孤独之感,但是他的主导精神却是积极向上、奋勇前进的。正是在这种心境下,鲁迅写了这篇战斗的、优美的借景抒情的散文。
借助丰富的想象,作者首先描绘了一幅分外妖娆的“江南雪景图”。生动,美丽,洋溢着诗情画意,耐人寻味。……
这篇散文,脍炙人口,感人肺腑,其主要原因是它充满着诗意。所谓诗意,主要指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感情,美丽的想象和新颖的意境,精练而富于美感的语言,三者有机地结合,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不论对江南的雪、雪野,还是对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也不论对明艳剔透的雪罗汉,还是对朔方的如粉、如沙的雪花,作者都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予以形象的描绘,借雪景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托形象来寄寓自己深刻的思想。正因为《雪》不是一幅单纯的雪景画,而是以革命的思想感情作为灵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世界,所以才有感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试问,当你读到朔方的雪花“蓬勃地奋飞”的动人描写时,你不觉得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鼓舞着你吗?好像我们也要冲风冒雪“升腾”起来,同作者一起战胜那“凛冽的天宇”,去倾听暖国的“青春的消息”。
《雪》中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渗透在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所创造的意境之中。作者描绘江南和朔方两幅雪景图,不是平板地一览无余地摹拟生活,而是张开想象的翅膀,由“朔方的雪花”联想到“暖国的雨”,由“雨”联想到“江南的雪”,由“雪”联想到山茶、梅花盛开的“雪野”,由“雪野”联想到孩子们塑雪罗汉的动人情景;即使描写现实中的“朔方的雪花”,想象也“飞腾”起来,浮想联翩,神游宇宙。正由于作者的联想力和想象力极其丰富,所以才创造了雄浑壮丽的意境,给读者留下广阔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通过读者的联想和想象的再创造,既可以扩大和丰富《雪》这篇散文的内容,也可以使人更强烈地感到美的享受和艺术的满足。
《雪》的浓郁的诗意还有赖于优美的语言得以表现。鲁迅抒情散文的语言,总是精粹简洁,具有生活的鲜明色彩和动人的旋律。如作者写江南的雪景,语言华美,文采风流,柔美之中又不乏健美;写孩子们塑雪罗汉的语言,朴素形象,生活气息很浓,虽然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或夸张的笔墨,但孩子们的鲜明个性、雪罗汉的幽默神态却跃然纸上;写北方雪景的语言,热烈,瑰丽,抒发了作者面对冷酷现实的战斗豪情。
总之,这篇散文,借景抒情,情景相生,托物言志,寓意深刻,做到了形式和内容、文字的美和思想感情的美的高度统一,每读之,便觉得有一股浩然之气,荡人心胸,开人眼界,促人振奋。
●社戏
社戏》全文原有前后两个部分,课文节选自后一部分,描写作者幼时一段看社戏的往事,表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留恋的心情。
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快乐美好的,是一段难忘的体验。在成人后回忆往事时,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怀着一种浪漫的情感。本文作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是他们纯真童心的突出表现。
双喜是小伙伴中“最聪明的”,好像小伙伴的小领袖一般,他的性格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双喜马上能想出“好主意”,并且能举出让“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的理由;铁头老生夜晚不翻筋斗,“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般的亲切体贴;他能拿主意,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回程时大家偷阿发家的豆,双喜后又劝止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说明他善于为他人着想。
本文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作者采用写意笔法,从色彩、气味和声响等方面,描绘了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这几个画面,情景交融,充满水乡特色。色彩如豆麦的“碧绿”,远山的“淡黑”,月光的“皎洁”,渔火、灯光的“红”,航船的“白”;气味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等;声响如船行的“潺潺”声,孩子们的笑声,横笛的“宛转,悠扬”,诸方面写得简洁干净,生动传神。作者还运用各种比喻、拟人等手法,如表现船行之快,用远山来陪衬,“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直接描写船,“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化静为动,增强了景物描写的效果。
●藤野先生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一直鼓舞着鲁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下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影响了鲁迅的一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藤野对鲁迅倾注了无私的爱。他平等公正、一丝不苟的为一个清国留学生改作业,连一根画错位置的血管也要当面替学生改过来;他关心学生的个体差异,听说中国人敬鬼,担心鲁迅不肯上解剖课;他尊重学生,尽管替鲁迅弃医从文感到惋惜,但理解鲁迅这位弱国子民的强国梦,临别还赠与题写了"惜别"二字的相片。这些对一个受尽了歧视和污辱的清国留学生是多么大的鞭策和鼓舞啊。热爱学生、理解学生,使藤野具有了强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影响学生的一生。
因此,作为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学上的师生互动,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下精神的底子在学校人际关系中,居首位的是师生关系。美国罗杰斯的"人际关系"理论、前苏联的"合作教育学",都把师生关系提到办学水平的高度来认识。良好的师生关系必须依靠深厚的师生情感来维系,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热爱、学生对教师的敬佩和爱戴,是产生师生情感的源泉,也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蔡云芝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十分和谐,他爱学生,教学生唱歌跳舞,和学生打成一片,关心爱护弱势学生,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学生"打抱不平",难怪学生做梦都想到他,几十年以后仍然惦念着他。
在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和谐的师生一旦建立,很容易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亲其师然后乐其教。韩麦尔先生的爱国情绪感染了小佛朗士,他听得特别认真,感觉"真奇怪,今天听讲我会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在莎利文的爱心感召下,失聪又失明的海伦终于理解了抽象的"爱",突破了认识上由具体到抽象的瓶颈。
对学生而言,教师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力是建立在教师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那是不稳固的。而如果这种影响力是靠教师的人格魅力赢得的,那就相当持久而且强大了,这种影响甚至强大到足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教师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学生心田,为学生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鲁迅就是时时受着藤野先生的鞭策,几十年过去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坚韧的斗争着,为民族的觉醒和解放而奋斗。在鲁迅的精神家园里,有藤野播下的种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材中出现的教师形象以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也启发着我们当代教师:提高自身修养,增强人格魅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以影响一生的精神食粮。
药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的淋漓尽致。在此,我尚且不谈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只说一下我对文中三个小细节的看法。
第一:华老栓夫妇为其儿子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平常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爱”。乍一听,问题好象十分荒谬: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不是伟大的“爱”吗?可在被扭曲的社会现实下,事情往往是难以想象的;正如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套子里”的别里可夫。虽然如此,可文中的一些细节往往使人发出诘问:为这“药”,华老栓倾出了医生的积蓄;为这“要药”,华老栓“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还“迈步格外高远”;为这“药”,华老栓弯下了本已直不起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枯涩的笑容;为这“药”,华大妈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此诚可想而知)……所以这一切不多浸满了父母对儿子的爱吗?可我倒要问一句:如果华老栓夫妇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而是有许多个儿子,足可以给华氏传宗接代,本就贫穷不堪的华老栓会不会倾出大半生的积蓄为不可救药的儿子买“药”呢?答案可想而知:华老栓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还有别的儿子,足可以使华氏香火不灭。所以,这“爱”就有问题。你想啊,尽管封建思想开始土崩瓦解,但象华老栓这一类人,“思想蛀虫”已经侵蚀到了他的脑髓,从根本上已经无法改变。他的脑子里充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华大妈也被“三从四德”束缚的难以换气,所以为了华氏的香火,为了到阴间向华氏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他们竭力保住独苗苗的命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他们“爱”的出发点就与平常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出发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又怎能说是父母之“爱”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人生的重大使命——传宗接代,基于这一点,表现在儿子神圣就成了“爱”的假象。与其说华老栓夫妇的所作所为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不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何等之紧,何等之牢吗?
第二:鲁迅先生是如何看待夏瑜的就义的。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信心是无可否定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完全走向胜利的重任。(此处不想延伸)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它评价,也只能是敬佩其革命精神、同情其革命失败、肯定其部分革命成果。再者,从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也只有对革命的敬佩、同情与惋惜。本文写与1919年4月,当时正值军阀混战,革命失败,转入低潮。课文的“预习提示”中也曾提及辛亥革命给苦苦寻求拯救中国的鲁迅以极大的振奋,可失败的结果又使他的希望灰飞烟灭,失败造成的悲惨景象更是让他惨不忍睹。作于同一时期的小说《故乡》,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我个人认为,鲁迅有着极强的爱国救国心理,但苦于没有找到振兴祖国的道路,所以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辛亥革命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当希望化为泡影时,鲁迅陷入了冥冥思索之中。在思索什么呢?他开始怀疑辛亥革命,并在这缓慢的怀疑过程中,又去探索其他的救国道路。从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年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逐渐的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在初中,我们曾经学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同志的信任》。在这篇文章里,记叙了鲁迅先生为方志敏保藏手稿(《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从次可以看出:鲁迅晚年曾与共产党人有较多的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寄予资产阶级的希望。故而,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鲁迅先生对于失败的现实只能是惋惜,对于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只能是同情,对于资产阶级是不抱有希望的,而对于振兴国家是充满信心的。
第三:对于课后练习题四大题(4)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夏四奶奶去上坟时遇到华大妈的一幕。当时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固然反映了夏四奶奶矛盾重重的心理,但如果再进一步展开下去:夏四奶奶去给自己的儿子上坟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又羞愧呢?首先要看一看夏四奶奶当时的社会身份: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我们尚且不去想当时的社会背景,单是在现在的社会,一个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何况当时它已众叛亲离,“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所以它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而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但他也不是被压迫阶级的朋友。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羞辱。究起原因就是他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此,革命是局限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是何等愚昧落后,当时的统治是何等残忍。
总之,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字字都影射出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雪》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 但与《野草》中的大部分篇目不同,不是用奇倔的意象和象征的语言表现作者的孤独前行与反抗绝望,而是用较有华彩的语言对照“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花”,在“江南的雪”中又有自然的雪景与人工的雪景的对照,直到篇末才写到“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灵”,才隐约透露出《野草》那种“荷戟独彷徨”的韵调。
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雪》是一首动人的咏雪诗,是一幅美妙多姿的雪景图,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它是鲁迅《野草》集里的佳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每当诵读它的时候,总觉得是一种强烈的美的享受。
这篇优美的散文,是鲁迅1925年元月创作的。作者以生花的彩笔,描绘了“江南”和“朔方”迥然不同的雪景,表现了对明媚春天的无限向往,对美好事物的缅怀,以及对冷酷现实奋勇抗争的精神。
当时,鲁迅战斗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在南方热气腾腾的大好革命形势推动下,北方反帝反封建的烈火愈烧愈旺。尽管这时作者亲身经历了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有时不免产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旁徨”的孤独之感,但是他的主导精神却是积极向上、奋勇前进的。正是在这种心境下,鲁迅写了这篇战斗的、优美的借景抒情的散文。
借助丰富的想象,作者首先描绘了一幅分外妖娆的“江南雪景图”。生动,美丽,洋溢着诗情画意,耐人寻味。……
这篇散文,脍炙人口,感人肺腑,其主要原因是它充满着诗意。所谓诗意,主要指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感情,美丽的想象和新颖的意境,精练而富于美感的语言,三者有机地结合,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不论对江南的雪、雪野,还是对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也不论对明艳剔透的雪罗汉,还是对朔方的如粉、如沙的雪花,作者都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予以形象的描绘,借雪景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托形象来寄寓自己深刻的思想。正因为《雪》不是一幅单纯的雪景画,而是以革命的思想感情作为灵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世界,所以才有感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试问,当你读到朔方的雪花“蓬勃地奋飞”的动人描写时,你不觉得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鼓舞着你吗?好像我们也要冲风冒雪“升腾”起来,同作者一起战胜那“凛冽的天宇”,去倾听暖国的“青春的消息”。
《雪》中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渗透在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所创造的意境之中。作者描绘江南和朔方两幅雪景图,不是平板地一览无余地摹拟生活,而是张开想象的翅膀,由“朔方的雪花”联想到“暖国的雨”,由“雨”联想到“江南的雪”,由“雪”联想到山茶、梅花盛开的“雪野”,由“雪野”联想到孩子们塑雪罗汉的动人情景;即使描写现实中的“朔方的雪花”,想象也“飞腾”起来,浮想联翩,神游宇宙。正由于作者的联想力和想象力极其丰富,所以才创造了雄浑壮丽的意境,给读者留下广阔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通过读者的联想和想象的再创造,既可以扩大和丰富《雪》这篇散文的内容,也可以使人更强烈地感到美的享受和艺术的满足。
《雪》的浓郁的诗意还有赖于优美的语言得以表现。鲁迅抒情散文的语言,总是精粹简洁,具有生活的鲜明色彩和动人的旋律。如作者写江南的雪景,语言华美,文采风流,柔美之中又不乏健美;写孩子们塑雪罗汉的语言,朴素形象,生活气息很浓,虽然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或夸张的笔墨,但孩子们的鲜明个性、雪罗汉的幽默神态却跃然纸上;写北方雪景的语言,热烈,瑰丽,抒发了作者面对冷酷现实的战斗豪情。
总之,这篇散文,借景抒情,情景相生,托物言志,寓意深刻,做到了形式和内容、文字的美和思想感情的美的高度统一,每读之,便觉得有一股浩然之气,荡人心胸,开人眼界,促人振奋。
●社戏
社戏》全文原有前后两个部分,课文节选自后一部分,描写作者幼时一段看社戏的往事,表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留恋的心情。
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快乐美好的,是一段难忘的体验。在成人后回忆往事时,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怀着一种浪漫的情感。本文作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是他们纯真童心的突出表现。
双喜是小伙伴中“最聪明的”,好像小伙伴的小领袖一般,他的性格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双喜马上能想出“好主意”,并且能举出让“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的理由;铁头老生夜晚不翻筋斗,“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般的亲切体贴;他能拿主意,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回程时大家偷阿发家的豆,双喜后又劝止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说明他善于为他人着想。
本文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作者采用写意笔法,从色彩、气味和声响等方面,描绘了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这几个画面,情景交融,充满水乡特色。色彩如豆麦的“碧绿”,远山的“淡黑”,月光的“皎洁”,渔火、灯光的“红”,航船的“白”;气味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等;声响如船行的“潺潺”声,孩子们的笑声,横笛的“宛转,悠扬”,诸方面写得简洁干净,生动传神。作者还运用各种比喻、拟人等手法,如表现船行之快,用远山来陪衬,“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直接描写船,“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化静为动,增强了景物描写的效果。
●藤野先生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一直鼓舞着鲁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下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影响了鲁迅的一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藤野对鲁迅倾注了无私的爱。他平等公正、一丝不苟的为一个清国留学生改作业,连一根画错位置的血管也要当面替学生改过来;他关心学生的个体差异,听说中国人敬鬼,担心鲁迅不肯上解剖课;他尊重学生,尽管替鲁迅弃医从文感到惋惜,但理解鲁迅这位弱国子民的强国梦,临别还赠与题写了"惜别"二字的相片。这些对一个受尽了歧视和污辱的清国留学生是多么大的鞭策和鼓舞啊。热爱学生、理解学生,使藤野具有了强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影响学生的一生。
因此,作为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学上的师生互动,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下精神的底子在学校人际关系中,居首位的是师生关系。美国罗杰斯的"人际关系"理论、前苏联的"合作教育学",都把师生关系提到办学水平的高度来认识。良好的师生关系必须依靠深厚的师生情感来维系,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热爱、学生对教师的敬佩和爱戴,是产生师生情感的源泉,也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蔡云芝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十分和谐,他爱学生,教学生唱歌跳舞,和学生打成一片,关心爱护弱势学生,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学生"打抱不平",难怪学生做梦都想到他,几十年以后仍然惦念着他。
在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和谐的师生一旦建立,很容易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亲其师然后乐其教。韩麦尔先生的爱国情绪感染了小佛朗士,他听得特别认真,感觉"真奇怪,今天听讲我会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在莎利文的爱心感召下,失聪又失明的海伦终于理解了抽象的"爱",突破了认识上由具体到抽象的瓶颈。
对学生而言,教师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力是建立在教师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那是不稳固的。而如果这种影响力是靠教师的人格魅力赢得的,那就相当持久而且强大了,这种影响甚至强大到足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教师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学生心田,为学生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鲁迅就是时时受着藤野先生的鞭策,几十年过去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坚韧的斗争着,为民族的觉醒和解放而奋斗。在鲁迅的精神家园里,有藤野播下的种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材中出现的教师形象以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也启发着我们当代教师:提高自身修养,增强人格魅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以影响一生的精神食粮。
药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的淋漓尽致。在此,我尚且不谈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只说一下我对文中三个小细节的看法。
第一:华老栓夫妇为其儿子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平常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爱”。乍一听,问题好象十分荒谬: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不是伟大的“爱”吗?可在被扭曲的社会现实下,事情往往是难以想象的;正如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套子里”的别里可夫。虽然如此,可文中的一些细节往往使人发出诘问:为这“药”,华老栓倾出了医生的积蓄;为这“要药”,华老栓“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还“迈步格外高远”;为这“药”,华老栓弯下了本已直不起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枯涩的笑容;为这“药”,华大妈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此诚可想而知)……所以这一切不多浸满了父母对儿子的爱吗?可我倒要问一句:如果华老栓夫妇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而是有许多个儿子,足可以给华氏传宗接代,本就贫穷不堪的华老栓会不会倾出大半生的积蓄为不可救药的儿子买“药”呢?答案可想而知:华老栓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还有别的儿子,足可以使华氏香火不灭。所以,这“爱”就有问题。你想啊,尽管封建思想开始土崩瓦解,但象华老栓这一类人,“思想蛀虫”已经侵蚀到了他的脑髓,从根本上已经无法改变。他的脑子里充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华大妈也被“三从四德”束缚的难以换气,所以为了华氏的香火,为了到阴间向华氏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他们竭力保住独苗苗的命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他们“爱”的出发点就与平常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出发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又怎能说是父母之“爱”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人生的重大使命——传宗接代,基于这一点,表现在儿子神圣就成了“爱”的假象。与其说华老栓夫妇的所作所为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不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何等之紧,何等之牢吗?
第二:鲁迅先生是如何看待夏瑜的就义的。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信心是无可否定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完全走向胜利的重任。(此处不想延伸)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它评价,也只能是敬佩其革命精神、同情其革命失败、肯定其部分革命成果。再者,从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也只有对革命的敬佩、同情与惋惜。本文写与1919年4月,当时正值军阀混战,革命失败,转入低潮。课文的“预习提示”中也曾提及辛亥革命给苦苦寻求拯救中国的鲁迅以极大的振奋,可失败的结果又使他的希望灰飞烟灭,失败造成的悲惨景象更是让他惨不忍睹。作于同一时期的小说《故乡》,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我个人认为,鲁迅有着极强的爱国救国心理,但苦于没有找到振兴祖国的道路,所以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辛亥革命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当希望化为泡影时,鲁迅陷入了冥冥思索之中。在思索什么呢?他开始怀疑辛亥革命,并在这缓慢的怀疑过程中,又去探索其他的救国道路。从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年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逐渐的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在初中,我们曾经学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同志的信任》。在这篇文章里,记叙了鲁迅先生为方志敏保藏手稿(《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从次可以看出:鲁迅晚年曾与共产党人有较多的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寄予资产阶级的希望。故而,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鲁迅先生对于失败的现实只能是惋惜,对于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只能是同情,对于资产阶级是不抱有希望的,而对于振兴国家是充满信心的。
第三:对于课后练习题四大题(4)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夏四奶奶去上坟时遇到华大妈的一幕。当时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固然反映了夏四奶奶矛盾重重的心理,但如果再进一步展开下去:夏四奶奶去给自己的儿子上坟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又羞愧呢?首先要看一看夏四奶奶当时的社会身份: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我们尚且不去想当时的社会背景,单是在现在的社会,一个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何况当时它已众叛亲离,“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所以它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而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但他也不是被压迫阶级的朋友。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羞辱。究起原因就是他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此,革命是局限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是何等愚昧落后,当时的统治是何等残忍。
总之,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字字都影射出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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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
鲁迅这位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观点——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郭沫若: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苏雪林: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
瞿秋白: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毛泽东: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林贤治: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与我们可以因它而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意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的追随者的精神的火花。
钱理群:
在四五十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为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
李敖谈鲁迅:风骨问题
我始终怀疑鲁迅在中国的这个地位,被捧起来的这个地位,被捧到什么程度,捧他是可以的,可是跟事实上的落差,应该怎么样地去解读。我手里拿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前面出版说明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我愿意找出事实来印证这些话,如果有足够的事实的话,如果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革命家,我们必须看他、找到他实际上所做的符合这些赞美的行为的纪录。可是我必须说,在鲁迅的纪录上面,我努力去找过,找不到,或者说比例上面非常地不相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鲁迅在批评人的时候,除了对胡适这些人以外,他大部分都说中国人怎么样,在鲁迅的书里面,我们看他都是泛指,一般地指到了整个的中国人是这样子,中国人是这样子,而不针对哪一个真正该谴责的中国人,他去谴责,或者针对哪一个该谴责的党,他去谴责,不是的,他老是在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他垫背,为他承担他所攻击的,全面性地承担,应该谴责一部分人啊,他没有,他谴责全体。
这种行为使我想起来,在台湾有一个抄鲁迅一些意见的,譬如说,鲁迅谈到酱,把中国我们吃的肉酱,酱肉的酱,酱在里面,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作家,叫做柏杨,现在跟着陈水扁走,被请拿钱,给他钱,做所谓的总统府资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研究》,骂来骂去都是中国人,真正该谴责的那些坏的中国人,他不敢指名道姓,或者那些坏的党,他不敢指名道姓。这种行为跟鲁迅正好是一前一后,我觉得非常地值得玩味,就是如果你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为什么叫整个的中国人来承接这些罪状,而你不特指出来,到底哪些人是可恶的,你把他揪出来,而鲁迅反倒闪躲,不做这种事情。
我给大家看看老式的、旧式的《鲁迅全集》里面,许寿裳给他做的年表,请大家看十八年,就是一九二九年,我们看到鲁迅这些纪录,都是谈到印书的事情,或者他在大学里面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他做了什么,说是对政府的攻击,我们看不到,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家,你是个思想家,你是革命家,又是伟大的 你怎么不攻击当时那个坏政府呢?在这里面我看不到,而我看到的反倒是这些东西,大家看到这些我们所熟悉的鲁迅的这些诗,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种管他冬夏与春秋,在这个诗的这个气氛里面,我们觉得他是有点闪躲的。所以我们看到鲁迅这些诗,我们看得很清楚,好比看到是这个,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为什么依旧不如租界好呢?因为鲁迅他写文章是在租界里面,所谓租界就是被外国人所保护的地区,看到没有打牌声里又新春,这些口气,这些语气,都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语气,而是那种有点酸溜溜的文人的语气,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这样子啊
鲁迅这位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观点——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郭沫若: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苏雪林: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
瞿秋白: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毛泽东: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林贤治: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与我们可以因它而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意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的追随者的精神的火花。
钱理群:
在四五十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为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
李敖谈鲁迅:风骨问题
我始终怀疑鲁迅在中国的这个地位,被捧起来的这个地位,被捧到什么程度,捧他是可以的,可是跟事实上的落差,应该怎么样地去解读。我手里拿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前面出版说明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我愿意找出事实来印证这些话,如果有足够的事实的话,如果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革命家,我们必须看他、找到他实际上所做的符合这些赞美的行为的纪录。可是我必须说,在鲁迅的纪录上面,我努力去找过,找不到,或者说比例上面非常地不相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鲁迅在批评人的时候,除了对胡适这些人以外,他大部分都说中国人怎么样,在鲁迅的书里面,我们看他都是泛指,一般地指到了整个的中国人是这样子,中国人是这样子,而不针对哪一个真正该谴责的中国人,他去谴责,或者针对哪一个该谴责的党,他去谴责,不是的,他老是在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他垫背,为他承担他所攻击的,全面性地承担,应该谴责一部分人啊,他没有,他谴责全体。
这种行为使我想起来,在台湾有一个抄鲁迅一些意见的,譬如说,鲁迅谈到酱,把中国我们吃的肉酱,酱肉的酱,酱在里面,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作家,叫做柏杨,现在跟着陈水扁走,被请拿钱,给他钱,做所谓的总统府资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研究》,骂来骂去都是中国人,真正该谴责的那些坏的中国人,他不敢指名道姓,或者那些坏的党,他不敢指名道姓。这种行为跟鲁迅正好是一前一后,我觉得非常地值得玩味,就是如果你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为什么叫整个的中国人来承接这些罪状,而你不特指出来,到底哪些人是可恶的,你把他揪出来,而鲁迅反倒闪躲,不做这种事情。
我给大家看看老式的、旧式的《鲁迅全集》里面,许寿裳给他做的年表,请大家看十八年,就是一九二九年,我们看到鲁迅这些纪录,都是谈到印书的事情,或者他在大学里面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他做了什么,说是对政府的攻击,我们看不到,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家,你是个思想家,你是革命家,又是伟大的 你怎么不攻击当时那个坏政府呢?在这里面我看不到,而我看到的反倒是这些东西,大家看到这些我们所熟悉的鲁迅的这些诗,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种管他冬夏与春秋,在这个诗的这个气氛里面,我们觉得他是有点闪躲的。所以我们看到鲁迅这些诗,我们看得很清楚,好比看到是这个,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为什么依旧不如租界好呢?因为鲁迅他写文章是在租界里面,所谓租界就是被外国人所保护的地区,看到没有打牌声里又新春,这些口气,这些语气,都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语气,而是那种有点酸溜溜的文人的语气,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这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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