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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
一、关于社会的划分
尽管许多经典社会学家都以对社会的划分来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石，但他们却从未在划分社会类型的方式上达成过共识。而这些不同分类框架常常由于对划分出的社会类型所持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而带有缺陷。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将所有社会分成三组：原始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言下之意，非西方社会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原始、野蛮社会）；孔德将社会划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科学）阶段；而马克思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波普诺在其著作《社会学》一书中则从社会成员如何生存（即他们的生存方式）为基础，考察了由伦斯基发展出来的分法。即：狩猎采集社会（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y）、园艺社会（Horticultural society）以及几乎同时代出现的游牧社会（Pastoral society）、农业社会（Agrarian society）、工业社会（Industry society）、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
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生物学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并深受物种进化论的影响。孔德和斯宾塞提出了功能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后来的追随者更坚持任何社会系统都回像人体系统一样自然地协调发挥作用以确保系统自身的稳定或均衡，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实在功能上满足整体需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的各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
涂尔干常常被视为当代功能主义的奠基人。他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由道德价值观上的共识来规范的特殊有机体。他对以机械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和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做了区分。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得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成员都承担着相似的经济角色，因而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建立在有机团结为基础上的社会则是因为社会成员们承担着高度专业化的经济角色，因此相互高度依赖。
帕森斯是将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学分析中一个全面、系统理论的领袖人物。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即维持秩序和稳定的四个基本需求是：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社会的整合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帕森斯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认为这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遵守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他认为是这些共享价值观将社会“粘”在了一起。如果过多的人拒绝接受这些价值观，社会稳定将会崩溃。
默顿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有利于经验性研究。他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当社会结构中的某一单位阻止了整个社会或其组成部分的需求满足时，它就是反功能的（将资源消耗于制造原子弹，而不是满足社会需求，这便可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功能）。此外，社会结构发挥的功能还存在已经预期到或意识到的“显功能”，也存在尚未意识到的“潜功能”。
功能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受到批评，但主要时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观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由于它过分强调共享价值观并且将社会看成是由为整体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各部分所组成的，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由于功能主义过分强调秩序、稳定和共识，它甚至可能歪曲社会的真正本质，往往某些部分的获利则是以其他部分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对功能主义批评最严厉的是冲突主义论者。他们认为功能主义视角在研究稳定的社会时也许是十分有用的；但放眼当今世界，社会在飞速变迁，冲突不是例外而是规律。
三、冲突论的理论视角(Conflict Theory)
冲突论者内部观点不如功能主义那样统一，但他们所持有的一个共同信条就是：社会总是处在对稀有资源的争夺之中的。其中最主要的稀有资源之一即是权力。冲突论者由此认为社会最好是被看做一个持续展开权力之争的竞技场。
许多冲突论的主要假设是：社会、社会设置和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强力来维持的，而并非是通过共享价值观将它们“粘”在一起的。社会中的有权势者在迫使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至少在表面上服从他们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强力。因此，冲突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明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探求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统治的，以及他们在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些权力的。
冲突理论有时简单地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强调的是社会中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功能主义所强调的共享文化价值。他们所关注的是阶级之间的持续斗争。新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权力消亡以后，社会进步才能实现。
冲突论者这一术语同样包括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当代最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他抨击了“社会基本是有序的”这以功能主义的基本前提。达伦多夫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愿意把冲突看成权力的争斗，而非不同阶级对经济资源的争夺。然而与马克思一样，他也认为社会总是倾向于不稳定和变动的。他实际上在坚持应将社会变迁，而不是不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分析的主要关注点。
美国的冲突理论奠基人米尔斯，虽然他本人认为自己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但他的许多思想实际上也来自于韦伯。米尔斯的思想反映了美国中西部的民粹主义。这种19世纪晚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将“人民”看成是美国生活中腐败的“大利益集团”的对立面。在他的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一书中，他试图揭示出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被来自三个相互关联领域的领导人所主宰，他们是大企业的高级主管、政府行政机构的主要官员，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企业主管常常进入政府就职，退休的将军频繁地被选入企业的董事会。米尔斯认为，这个小且非常集中的群体为美国社会做出了绝大多数的重要决策，包括战争于和平，货币于税收，人权于职责等。
米尔斯由此发展出了当代冲突理论的中心思想。冲突论者认为那些权力精英们尽管具有显而易见的成功标志，然而他们并不如其反对者那样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公众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于大众的界限。尽管如此，大众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权，并对此表示愤恨。这种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孕育着社会冲突的火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受益最多的那些人会试图将这些制度维持下去，而那些被剥夺者则在奋力改变这一切。来自于这些对立群体间的冲突将导致重大的社会变迁。
四、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强调研究互动和意义之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他所讲的“社会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韦伯觉得社会学们必须把他们自己放到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位置，然后去阐释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他把这种方法叫做移情式理解。然而韦伯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他所做的大多数工作是在宏观社会学层次。倒是由美国人米德成了最早对人类互动中的意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视角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论。
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单位是行动。行动（Act）是指某个人在特定情景下的全部反应。它不仅包括人们的实际行为，而且包括人们对环境中特定事物和人的注意，以及他们对那些事物或人的感觉和想法。
米德还说，人类与动物不同，还在于人类有自我。米德用“自我”这个词强调这样一种事实：我们针对自己采取“行动”，就像我们针对别人一样。我们赞美自己，与自己辩论，在内心感到自豪或陷于自责。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在与我们的自我交流，与一个内在的“人”交流，就像与另外一个人交流一样，而这种与自己“交谈”的过程，是人类意识中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米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构建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同时，人类还不断地“创造”新的意义。人类的互动是基于由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
米德学生布鲁默对他老师的思想进行了提炼和发展，并对符号互动论概括为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如：顾客与收银台结账时的情景，顾客很自然地把账单交给收银员，并且掏出钱包，而收银员也很自然地把一张普通的“纸”接过来，准备收钱找零。他们对于账单的行动都是基于他们所赋予账单这种所共享的意义。】第二，我们所赋予的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如：他们之所以知道账单的意义，是由于他们通过以前许多类似的互动学习的结果。】第三，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我们赋予某种情景什么意义，并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我们“与我们自己交流”。【如：当顾客发现没有足够的钱结账，就会表现得很尴尬，并决定临时出去取一点，而收银员则根据情况决定如何行动，是去问经理，还是认为这位顾客诚实可信赖。】
而人们在公共场合那些“想当然”地处事行为其实就是以人类的共享定义为前提的，而这种关于定义的共识是人类互动得以进行的关键。由于社会的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和定义多数同样的情境，所有他们可以以某种组织化的方式共同采取行动。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指出了共享定义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就是人们有时所说的“托马斯定理”。如假定全社会人都认定打喷嚏可以传播艾滋病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人们就会竭力回避患流感的艾滋病人，尽管这类行为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判断。
此外，社会学家还发展了一系列理论来阐释和拓展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思想。戈夫曼的“拟据论”详细研究了人们尝试在别人眼里制造形象的过程，并在人类互动中通过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或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一种努力，从而诱导对方做出行动者所期望的行为。
然而，符号互动论关注的仅仅是个体的行动方式，这种理论方法不能够解释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对其行为的塑造，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五、对三种视角的主要评述
这三种理论代表着社会学家认识社会的三种主要视角，而这三种视角所显示的差异性并不是起源于矛盾或者对抗，而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我们绝不能说一种视角是对的，另一种是错的，只能表示个人更偏向于哪一种，就我个人本身而言，比较赞同冲突论的分析方法，这似乎有点唯恐天下不乱之嫌。每一种视角都考察了同一社会现象的相关方面，而给对方以补充。前两种理论视角都属于研究大型社会系统和整个社会变动机制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而符号互动论则更多的关注微观层面的人类社会行为。
一、关于社会的划分
尽管许多经典社会学家都以对社会的划分来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石，但他们却从未在划分社会类型的方式上达成过共识。而这些不同分类框架常常由于对划分出的社会类型所持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而带有缺陷。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将所有社会分成三组：原始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言下之意，非西方社会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原始、野蛮社会）；孔德将社会划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科学）阶段；而马克思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波普诺在其著作《社会学》一书中则从社会成员如何生存（即他们的生存方式）为基础，考察了由伦斯基发展出来的分法。即：狩猎采集社会（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y）、园艺社会（Horticultural society）以及几乎同时代出现的游牧社会（Pastoral society）、农业社会（Agrarian society）、工业社会（Industry society）、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
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生物学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并深受物种进化论的影响。孔德和斯宾塞提出了功能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后来的追随者更坚持任何社会系统都回像人体系统一样自然地协调发挥作用以确保系统自身的稳定或均衡，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实在功能上满足整体需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的各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
涂尔干常常被视为当代功能主义的奠基人。他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由道德价值观上的共识来规范的特殊有机体。他对以机械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和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做了区分。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得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成员都承担着相似的经济角色，因而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建立在有机团结为基础上的社会则是因为社会成员们承担着高度专业化的经济角色，因此相互高度依赖。
帕森斯是将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学分析中一个全面、系统理论的领袖人物。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即维持秩序和稳定的四个基本需求是：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社会的整合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帕森斯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认为这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遵守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他认为是这些共享价值观将社会“粘”在了一起。如果过多的人拒绝接受这些价值观，社会稳定将会崩溃。
默顿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有利于经验性研究。他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当社会结构中的某一单位阻止了整个社会或其组成部分的需求满足时，它就是反功能的（将资源消耗于制造原子弹，而不是满足社会需求，这便可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功能）。此外，社会结构发挥的功能还存在已经预期到或意识到的“显功能”，也存在尚未意识到的“潜功能”。
功能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受到批评，但主要时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观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由于它过分强调共享价值观并且将社会看成是由为整体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各部分所组成的，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由于功能主义过分强调秩序、稳定和共识，它甚至可能歪曲社会的真正本质，往往某些部分的获利则是以其他部分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对功能主义批评最严厉的是冲突主义论者。他们认为功能主义视角在研究稳定的社会时也许是十分有用的；但放眼当今世界，社会在飞速变迁，冲突不是例外而是规律。
三、冲突论的理论视角(Conflict Theory)
冲突论者内部观点不如功能主义那样统一，但他们所持有的一个共同信条就是：社会总是处在对稀有资源的争夺之中的。其中最主要的稀有资源之一即是权力。冲突论者由此认为社会最好是被看做一个持续展开权力之争的竞技场。
许多冲突论的主要假设是：社会、社会设置和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强力来维持的，而并非是通过共享价值观将它们“粘”在一起的。社会中的有权势者在迫使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至少在表面上服从他们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强力。因此，冲突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明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探求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统治的，以及他们在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些权力的。
冲突理论有时简单地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强调的是社会中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功能主义所强调的共享文化价值。他们所关注的是阶级之间的持续斗争。新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权力消亡以后，社会进步才能实现。
冲突论者这一术语同样包括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当代最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他抨击了“社会基本是有序的”这以功能主义的基本前提。达伦多夫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愿意把冲突看成权力的争斗，而非不同阶级对经济资源的争夺。然而与马克思一样，他也认为社会总是倾向于不稳定和变动的。他实际上在坚持应将社会变迁，而不是不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分析的主要关注点。
美国的冲突理论奠基人米尔斯，虽然他本人认为自己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但他的许多思想实际上也来自于韦伯。米尔斯的思想反映了美国中西部的民粹主义。这种19世纪晚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将“人民”看成是美国生活中腐败的“大利益集团”的对立面。在他的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一书中，他试图揭示出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被来自三个相互关联领域的领导人所主宰，他们是大企业的高级主管、政府行政机构的主要官员，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企业主管常常进入政府就职，退休的将军频繁地被选入企业的董事会。米尔斯认为，这个小且非常集中的群体为美国社会做出了绝大多数的重要决策，包括战争于和平，货币于税收，人权于职责等。
米尔斯由此发展出了当代冲突理论的中心思想。冲突论者认为那些权力精英们尽管具有显而易见的成功标志，然而他们并不如其反对者那样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公众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于大众的界限。尽管如此，大众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权，并对此表示愤恨。这种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孕育着社会冲突的火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受益最多的那些人会试图将这些制度维持下去，而那些被剥夺者则在奋力改变这一切。来自于这些对立群体间的冲突将导致重大的社会变迁。
四、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强调研究互动和意义之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他所讲的“社会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韦伯觉得社会学们必须把他们自己放到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位置，然后去阐释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他把这种方法叫做移情式理解。然而韦伯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他所做的大多数工作是在宏观社会学层次。倒是由美国人米德成了最早对人类互动中的意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视角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论。
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单位是行动。行动（Act）是指某个人在特定情景下的全部反应。它不仅包括人们的实际行为，而且包括人们对环境中特定事物和人的注意，以及他们对那些事物或人的感觉和想法。
米德还说，人类与动物不同，还在于人类有自我。米德用“自我”这个词强调这样一种事实：我们针对自己采取“行动”，就像我们针对别人一样。我们赞美自己，与自己辩论，在内心感到自豪或陷于自责。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在与我们的自我交流，与一个内在的“人”交流，就像与另外一个人交流一样，而这种与自己“交谈”的过程，是人类意识中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米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构建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同时，人类还不断地“创造”新的意义。人类的互动是基于由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
米德学生布鲁默对他老师的思想进行了提炼和发展，并对符号互动论概括为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如：顾客与收银台结账时的情景，顾客很自然地把账单交给收银员，并且掏出钱包，而收银员也很自然地把一张普通的“纸”接过来，准备收钱找零。他们对于账单的行动都是基于他们所赋予账单这种所共享的意义。】第二，我们所赋予的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如：他们之所以知道账单的意义，是由于他们通过以前许多类似的互动学习的结果。】第三，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我们赋予某种情景什么意义，并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我们“与我们自己交流”。【如：当顾客发现没有足够的钱结账，就会表现得很尴尬，并决定临时出去取一点，而收银员则根据情况决定如何行动，是去问经理，还是认为这位顾客诚实可信赖。】
而人们在公共场合那些“想当然”地处事行为其实就是以人类的共享定义为前提的，而这种关于定义的共识是人类互动得以进行的关键。由于社会的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和定义多数同样的情境，所有他们可以以某种组织化的方式共同采取行动。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指出了共享定义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就是人们有时所说的“托马斯定理”。如假定全社会人都认定打喷嚏可以传播艾滋病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人们就会竭力回避患流感的艾滋病人，尽管这类行为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判断。
此外，社会学家还发展了一系列理论来阐释和拓展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思想。戈夫曼的“拟据论”详细研究了人们尝试在别人眼里制造形象的过程，并在人类互动中通过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或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一种努力，从而诱导对方做出行动者所期望的行为。
然而，符号互动论关注的仅仅是个体的行动方式，这种理论方法不能够解释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对其行为的塑造，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五、对三种视角的主要评述
这三种理论代表着社会学家认识社会的三种主要视角，而这三种视角所显示的差异性并不是起源于矛盾或者对抗，而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我们绝不能说一种视角是对的，另一种是错的，只能表示个人更偏向于哪一种，就我个人本身而言，比较赞同冲突论的分析方法，这似乎有点唯恐天下不乱之嫌。每一种视角都考察了同一社会现象的相关方面，而给对方以补充。前两种理论视角都属于研究大型社会系统和整个社会变动机制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而符号互动论则更多的关注微观层面的人类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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