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区别和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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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从文化上讲
日本一直是继承中国的唐文化
你所说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和创新”其实是明治维新后
受西方文化的一定感染产生的改变
这里加一句 我看了日本皇家珍藏的唐刀 才知道日本刀根本就是唐刀
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破坏
在此引用一下《〈〈〈〈阻碍中国古代文明的七大事件〉〉〉〉》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厅辩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知道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地发展，在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七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这八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几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而类似陈胜吴广起义这样的事虽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对于中国整体的文明来说，只是农民起义罢了，特别是对于科学文明来说，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会进行讨论。
***第一件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的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扮桐缺、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
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武轮笑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件事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
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第四件事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几代君王里除了明成祖万历帝还算可以外，其他的君王都基本可算是昏君，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雪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第五件事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九十二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很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第六件事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不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花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的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可笑又可叹的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还以为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说把这个人弄个铁像跪在郑和像前放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前也不为过。
请大家原谅我对这个人咬牙切齿说了这么多，公正地说把责任归罪于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当时的明王朝的军臣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见识，只知道钻营，谋私利的庸碌之辈，因此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使是有见识的人也脱离不了这个局限。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
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七件事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朗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取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作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中国历史上“10黑”〉〉〉》
1 秦始皇焚书坑儒 哲人云：消灭一个民族先从文化上消灭它，此言不虚。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才俊辈出，各种思想交相辉映，这是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刻。但是，随着秦的大一统，消灭了其他诸侯国的文化不说，为了搞愚民政策（怕知识分子批判引导人民反抗），坑杀无数读书人和文化典籍。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悲剧的时刻，基本上也是开了历朝历代文字狱的先河。但是，愚民政策最终被证明是愚蠢的，最后推翻秦的刘、项，都是读书不多之人。
2 汉武帝独尊儒术 随着汉朝的建立，经济和文化又开始发展起来。到了武帝时，为巩固中央集权，统一知识界思想，重用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击了其它思想流派的饿生存空间。开明的政治制度走向专制，活跃的思想被扼杀，发展中的初等级市场也遭破坏。《盐铁论》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关于盐铁是官营还是放开允许民营，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是禁锢思想还是允许民间思想与朝廷对话，此事争论剧烈，但最终武帝罢桑弘羊，对盐铁官营。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政治开明/学术自由/市场繁荣的机会。实际上，武帝大兴兵戎，国库吃紧，汉朝的祸根也在此埋下。
3 汉党禁之争、黄巾之变及三国战乱 先是，东汉党禁之争以宦官集团胜利告终，士大夫集团遭受空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而后宦官专权，中央权力旁落，黄巾之变加剧了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至三国时代破坏达到极点，中国历史发展倒退了数百年。设想，如果赤壁之战以曹魏集团胜利告终，中国可能早几十年统一，结果又如何？但历史无法假设。
4 宋朝理学的兴起 以二程和朱熹为首，以儒家之名，理学兴起并成宋代国学，这些大师的道德文章是好的，但是不能以一家标准要求天下。理学对中国人文思想是个巨大的打击，其占据统治地位也预示人文启蒙不能在中国快速兴起。其后的元朝，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使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
5 明末张居正革新失败和苏州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先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目标不明，无功而返，而西洋的航海术此后却借助中国技术空前大发展，继之张居正一条鞭法革新失败，苏州手工业资本化道路失败，中国继续走封建主义道路，而此时，西方处于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将中国逐渐甩开。
6 清军入关 清军入关采用了血腥的手段，扬州十屠，嘉兴三屠，几乎每一处经济发达地都被一扫而空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征服，是个悲剧。
7 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之变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头上压上了一座资本主义大山，而太平天国之变更是雪上加霜，清王朝根本已无法将革新图强提上日程。
8 戊戌维新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近邻日本的明志维新以及甲午之战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百日维新最终失败，而如果再次假设又如何？但是，戊戌维新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先河。
9 七七事变 中日的这场战争导致了两国的共同悲剧，至今两国伤痕仍然无法抹平，互相不信任。更为关键的，胜利后的中国也未实现和平，试想，如果国共1945年和谈成功，结果又会如何？历史仍然无法假设。
10 文化大革命 政治浩劫，文化浩劫，经济浩劫。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懦弱，社会责任感下降，仗义执言的士大夫精神逐渐消失。
日本一直是继承中国的唐文化
你所说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和创新”其实是明治维新后
受西方文化的一定感染产生的改变
这里加一句 我看了日本皇家珍藏的唐刀 才知道日本刀根本就是唐刀
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破坏
在此引用一下《〈〈〈〈阻碍中国古代文明的七大事件〉〉〉〉》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厅辩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知道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地发展，在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七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这八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几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而类似陈胜吴广起义这样的事虽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对于中国整体的文明来说，只是农民起义罢了，特别是对于科学文明来说，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会进行讨论。
***第一件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的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扮桐缺、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
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武轮笑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件事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
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第四件事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几代君王里除了明成祖万历帝还算可以外，其他的君王都基本可算是昏君，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雪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第五件事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九十二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很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第六件事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不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花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的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可笑又可叹的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还以为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说把这个人弄个铁像跪在郑和像前放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前也不为过。
请大家原谅我对这个人咬牙切齿说了这么多，公正地说把责任归罪于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当时的明王朝的军臣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见识，只知道钻营，谋私利的庸碌之辈，因此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使是有见识的人也脱离不了这个局限。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
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七件事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朗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取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作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中国历史上“10黑”〉〉〉》
1 秦始皇焚书坑儒 哲人云：消灭一个民族先从文化上消灭它，此言不虚。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才俊辈出，各种思想交相辉映，这是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刻。但是，随着秦的大一统，消灭了其他诸侯国的文化不说，为了搞愚民政策（怕知识分子批判引导人民反抗），坑杀无数读书人和文化典籍。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悲剧的时刻，基本上也是开了历朝历代文字狱的先河。但是，愚民政策最终被证明是愚蠢的，最后推翻秦的刘、项，都是读书不多之人。
2 汉武帝独尊儒术 随着汉朝的建立，经济和文化又开始发展起来。到了武帝时，为巩固中央集权，统一知识界思想，重用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击了其它思想流派的饿生存空间。开明的政治制度走向专制，活跃的思想被扼杀，发展中的初等级市场也遭破坏。《盐铁论》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关于盐铁是官营还是放开允许民营，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是禁锢思想还是允许民间思想与朝廷对话，此事争论剧烈，但最终武帝罢桑弘羊，对盐铁官营。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政治开明/学术自由/市场繁荣的机会。实际上，武帝大兴兵戎，国库吃紧，汉朝的祸根也在此埋下。
3 汉党禁之争、黄巾之变及三国战乱 先是，东汉党禁之争以宦官集团胜利告终，士大夫集团遭受空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而后宦官专权，中央权力旁落，黄巾之变加剧了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至三国时代破坏达到极点，中国历史发展倒退了数百年。设想，如果赤壁之战以曹魏集团胜利告终，中国可能早几十年统一，结果又如何？但历史无法假设。
4 宋朝理学的兴起 以二程和朱熹为首，以儒家之名，理学兴起并成宋代国学，这些大师的道德文章是好的，但是不能以一家标准要求天下。理学对中国人文思想是个巨大的打击，其占据统治地位也预示人文启蒙不能在中国快速兴起。其后的元朝，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使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
5 明末张居正革新失败和苏州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先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目标不明，无功而返，而西洋的航海术此后却借助中国技术空前大发展，继之张居正一条鞭法革新失败，苏州手工业资本化道路失败，中国继续走封建主义道路，而此时，西方处于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将中国逐渐甩开。
6 清军入关 清军入关采用了血腥的手段，扬州十屠，嘉兴三屠，几乎每一处经济发达地都被一扫而空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征服，是个悲剧。
7 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之变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头上压上了一座资本主义大山，而太平天国之变更是雪上加霜，清王朝根本已无法将革新图强提上日程。
8 戊戌维新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近邻日本的明志维新以及甲午之战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百日维新最终失败，而如果再次假设又如何？但是，戊戌维新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先河。
9 七七事变 中日的这场战争导致了两国的共同悲剧，至今两国伤痕仍然无法抹平，互相不信任。更为关键的，胜利后的中国也未实现和平，试想，如果国共1945年和谈成功，结果又会如何？历史仍然无法假设。
10 文化大革命 政治浩劫，文化浩劫，经济浩劫。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懦弱，社会责任感下降，仗义执言的士大夫精神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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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凳并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枣渣迹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梁孙。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凳并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枣渣迹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梁孙。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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