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列举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文化中民本思潮的表现

并分析这一时期私学文化得以产生发展的根源

Answer 1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左传》述史，对各类新思想收录详备，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时代思潮概貌。《左传》首先注意到民利及民间疾苦问题。记载了许多发展经济、体恤民力等德政，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昭公三十年）。《左传》还把民与“礼”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例如，齐景公在与晏子一次对话中竟领悟到尊民是“礼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尤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不仅继续强调民与“天”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民与“神”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更大尖锐性及更明显的突破性。如说：“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这些开明言论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这些提法均见于相关史料中）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墨子》中也有激烈的民本思想。但相对而言，孔子中庸主义的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会实际及其继续发展的逻辑，因而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此后孟、荀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战国时期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无论是此时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君主自食其力业余从政）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辩，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学阵营中的孟荀两位主帅，尤其得力于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这种情怀及快乐追求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影响极深。荀子此后也发出许多振聋发聩的警告。如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在两千年来同样起着警钟长鸣作用。

私学兴起的历史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当时士阶层的变化与教育的新需求，改变了“学术官守”和“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尤其是在由西周走向春秋的社会大变革中，原有的一些贵族阶层逐渐没落，士阶层在不断壮大。没落贵族具有“六艺”等文化知识，便成了求职谋生的一种技能，能在文事方面为统治者和贵族提供所需的服务，可充当官吏等。同时，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私学的发展开辟了相应的市场。其次，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养士成风。大批的自由民向往加入士阶层，学习文化，就成为改变身份、实现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没落的贵族官学已不可能培养士，它那传统的六艺教育也不能适应新时期培养士的要求，能适应这种社会新需要的，就是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创办私学，开展私学讲学活动，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先后出现。‘学在四夷’说明春秋末叶私学已存在于四方各地”[1]。

春秋私学的兴起，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教育基础。“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2]。首先是适应了当时政治变革的需求。割据的各列强统治集团亟需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新文化的文士为他们的集团利益服务，官学已不能担当此历史重任，私学便应用而生。各种学派的出现，既丰富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内涵，拓宽了教育途径，创新了教育方法和手段，又为维护各统治集团或贵族阶层的利益，培养了所需的人才；同时，为士阶层向统治者们宣传各自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搭建了桥梁，提供了舞台。他们也借此逐步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私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传统，文化开始通过广泛的私学形式传播于民间。私学逐渐形成了自由办学、学术自由的新风尚，形成了以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孔丘等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家和学术思想流派。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