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小城市的形成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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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昌盛,使宋代时期的城市出现了许多新特点:第一,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职能出现多样化,有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第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宋代“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第三,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港口城市大量出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贸易口岸城市的发展。
宋代是在经历了大约200余年的天灾、战乱之后的虚弱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政治上是一个新兴的政权,经济上尚需百废待兴,文化上也有待恢复和重建。在有宋一代,尽管国力远不及唐代,但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还是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人口的增加上。在手工业方面,也较隋唐发达,主要表现在矿冶、陶器、造船、兵器、纺织、造纸、制盐、制糖等手工业门类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更加细密。正是由于宋朝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宋朝时期的城市才在前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致使宋朝时期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本文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宋朝时期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作一探讨,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职能出现了多样化
在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城市建设上,那种传统的坊里制度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产生并逐渐推广了“交子”(纸币),“交子”的出现与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赋税制度上,也开始征收商税,据《宋史》卷85~90《地理志》记载,宋朝时期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10万贯以上的就有42个城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从经济角度看,宋朝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
1、工商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和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时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当时,蜀锦乃为全国著名的丝织品,有“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1] 蜀锦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从四川地区采购“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2]在南宋时,国都临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华市)、平州(今苏州市)、镇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3]
2、商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交通枢纽地区,主要是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随着大运河的疏浚,在大运河沿岸,一些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临安、汴京(今开封)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商业之繁华,在当时是其它城市望其项背的。据《汴都赋》记载:当时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镶富,备九州之货贿”。据周宝珠研究,在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工商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共约有15000多户。[4] 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业者临街开店,大小商号鳞次栉比。主要商业区,终日车马杂沓,交易繁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开封城中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些商业区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另外,开封城中还有相国寺、鼓扇百索市、巷陌杂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场,其交易规模也很大。[5]长江沿岸交通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芜州、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于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6],“市邑雄富,列市繁错”。[7] 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在北宋时也已替代了隋唐时期的扬州的地位,成为两淮、江浙诸路货物的集散地。[8]
3、手工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与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枢纽,它主要是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宋朝时期在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盐等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使手工业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因而都城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发展成为印刷业的中心,而吴江府的粉笺、温州的蠲纸、台州黄岩玉版纸、杭州的藤纸、绍兴府的竹纸、宣州的宣纸等,在当时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纸制品。从纺织业来看,有蜀锦、定州的刻丝、婺州的花罗、东阳的花罗、润州的花罗、青州与邵州的隔织、抚州连花纱、越州的寿陵和绵州的巴西纱子、亳州的轻纱、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昆山药班布等。从制瓷业来看,窑址遍及全国,非常发达。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等都相当著名。[9] 由此可见,手工业型城市在宋代是相当发达的。
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
商业性集镇繁荣,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标志就是“草市”的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成商业性集镇。“草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正如《中国古代史》所评价的那样:“在城市的周围及广大乡村中形成了许多定期的贸易集市,北方称集,南方称墟,江淮地区称草市,统称之为坊场。这些坊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乡村和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得以使农民自用自食之外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与市场发生日益密切的关系。”[10]纵观枕宋朝“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把其分为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
1、草市的大量涌现
草市始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已有了初步发展。[11]至唐末,在某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及附城草市,农村中定期的小市也越来越多。此类草市,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各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十日一集等。[12] 到了北宋,由于城市建设彻底冲破了坊、市之间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从而导致了城市内部集市的产生。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由于规模的扩大,限于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够使用,商业区域不断向外扩展,与农村中的草市相呼应,从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兴起。[13]
2、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
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使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和城乡交流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市镇。在早期,我国的市和镇之间是有着比较严格的界线的。据《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记载:“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可见,“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地方,具有军事、行政的职能。但是,到了北宋时期,这些市镇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纯粹以贸易为特征的镇市大量涌现,“诸镇监官,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14]于是,在县和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镇的出现又加快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这样,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15] 。据樊树志研究,北宋时代,黄河流域的市镇发展占有明显的优势,四京尤为突出,东京开封府有31镇,西京河南府有22镇,北京大名府有20镇,南京应天府有13镇。而同时代的江南地区相对较少,苏州有4镇,秀州有4镇,杭州有12镇,湖州有6镇。南宋时代,随着江南经济的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的市镇异军突起。临安府增至28市镇,嘉兴府达15市镇,苏州达19市镇。可见,经有宋一代,草市不仅发展成集镇,而且数量增加也相当迅速。
3、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
在宋代,各地市镇尽管商业贸易职能较强,但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即手工业生产活动也非常活跃,也是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如江西景德镇,当时陶瓷生产就相当兴盛,有瓷窑达“三百余座”,而且分工也相当精细,已有陶工、匣工、土工、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等工种及工艺程序类别。可见,有宋一代,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与生产进一步扩大,在原有商业性集镇的基础上,又涌现了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倾向色彩的市镇。除了上述的陶瓷专业镇外,还有筠州清溪市矿冶专业镇、陵州赖钁盐业镇、彭州蒲村茶业镇、遂州凤台糖业镇、兴化军龙华糖业镇、泉州安海航运业镇、秀州青龙航运业镇等。这批市镇的出现,不但显示了宋代经济作物、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达,同时还标志着草市、镇的经济自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港口城市大量出现
宋朝时期,宋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比之盛唐时期还要繁荣一些。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印度、中南半岛、东南亚各岛屿,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宋朝向各国输出丝织品、瓷器、茶叶、工艺品、金、银、铜、铁、锡等,输入的物品主要有香料、珠玉、犀角、象牙、珊瑚、苏木等。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6] 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泉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密州(今山东胶县)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为了加强管理,宋朝还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除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外,长江以北的通(江苏南通市)、楚(江苏淮安市)、海(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诸州,长江以南的越(今浙江绍兴市)、台(今浙江临海县)、福(今福建福州市)、漳(今福建漳州市)、潮(福建潮州市)、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省)等州,以及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两府也都是通航的海港。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宋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海港城市兴废繁衰也较多。如北宋时,山东半岛以北属于辽政权所有,
宋代是在经历了大约200余年的天灾、战乱之后的虚弱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政治上是一个新兴的政权,经济上尚需百废待兴,文化上也有待恢复和重建。在有宋一代,尽管国力远不及唐代,但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还是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人口的增加上。在手工业方面,也较隋唐发达,主要表现在矿冶、陶器、造船、兵器、纺织、造纸、制盐、制糖等手工业门类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更加细密。正是由于宋朝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宋朝时期的城市才在前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致使宋朝时期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本文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宋朝时期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作一探讨,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职能出现了多样化
在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城市建设上,那种传统的坊里制度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产生并逐渐推广了“交子”(纸币),“交子”的出现与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赋税制度上,也开始征收商税,据《宋史》卷85~90《地理志》记载,宋朝时期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10万贯以上的就有42个城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从经济角度看,宋朝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
1、工商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和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时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当时,蜀锦乃为全国著名的丝织品,有“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1] 蜀锦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从四川地区采购“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2]在南宋时,国都临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华市)、平州(今苏州市)、镇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3]
2、商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交通枢纽地区,主要是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随着大运河的疏浚,在大运河沿岸,一些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临安、汴京(今开封)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商业之繁华,在当时是其它城市望其项背的。据《汴都赋》记载:当时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镶富,备九州之货贿”。据周宝珠研究,在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工商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共约有15000多户。[4] 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业者临街开店,大小商号鳞次栉比。主要商业区,终日车马杂沓,交易繁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开封城中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些商业区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另外,开封城中还有相国寺、鼓扇百索市、巷陌杂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场,其交易规模也很大。[5]长江沿岸交通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芜州、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于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6],“市邑雄富,列市繁错”。[7] 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在北宋时也已替代了隋唐时期的扬州的地位,成为两淮、江浙诸路货物的集散地。[8]
3、手工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与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枢纽,它主要是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宋朝时期在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盐等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使手工业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因而都城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发展成为印刷业的中心,而吴江府的粉笺、温州的蠲纸、台州黄岩玉版纸、杭州的藤纸、绍兴府的竹纸、宣州的宣纸等,在当时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纸制品。从纺织业来看,有蜀锦、定州的刻丝、婺州的花罗、东阳的花罗、润州的花罗、青州与邵州的隔织、抚州连花纱、越州的寿陵和绵州的巴西纱子、亳州的轻纱、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昆山药班布等。从制瓷业来看,窑址遍及全国,非常发达。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等都相当著名。[9] 由此可见,手工业型城市在宋代是相当发达的。
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
商业性集镇繁荣,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标志就是“草市”的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成商业性集镇。“草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正如《中国古代史》所评价的那样:“在城市的周围及广大乡村中形成了许多定期的贸易集市,北方称集,南方称墟,江淮地区称草市,统称之为坊场。这些坊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乡村和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得以使农民自用自食之外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与市场发生日益密切的关系。”[10]纵观枕宋朝“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把其分为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
1、草市的大量涌现
草市始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已有了初步发展。[11]至唐末,在某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及附城草市,农村中定期的小市也越来越多。此类草市,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各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十日一集等。[12] 到了北宋,由于城市建设彻底冲破了坊、市之间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从而导致了城市内部集市的产生。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由于规模的扩大,限于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够使用,商业区域不断向外扩展,与农村中的草市相呼应,从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兴起。[13]
2、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
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使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和城乡交流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市镇。在早期,我国的市和镇之间是有着比较严格的界线的。据《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记载:“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可见,“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地方,具有军事、行政的职能。但是,到了北宋时期,这些市镇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纯粹以贸易为特征的镇市大量涌现,“诸镇监官,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14]于是,在县和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镇的出现又加快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这样,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15] 。据樊树志研究,北宋时代,黄河流域的市镇发展占有明显的优势,四京尤为突出,东京开封府有31镇,西京河南府有22镇,北京大名府有20镇,南京应天府有13镇。而同时代的江南地区相对较少,苏州有4镇,秀州有4镇,杭州有12镇,湖州有6镇。南宋时代,随着江南经济的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的市镇异军突起。临安府增至28市镇,嘉兴府达15市镇,苏州达19市镇。可见,经有宋一代,草市不仅发展成集镇,而且数量增加也相当迅速。
3、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
在宋代,各地市镇尽管商业贸易职能较强,但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即手工业生产活动也非常活跃,也是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如江西景德镇,当时陶瓷生产就相当兴盛,有瓷窑达“三百余座”,而且分工也相当精细,已有陶工、匣工、土工、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等工种及工艺程序类别。可见,有宋一代,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与生产进一步扩大,在原有商业性集镇的基础上,又涌现了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倾向色彩的市镇。除了上述的陶瓷专业镇外,还有筠州清溪市矿冶专业镇、陵州赖钁盐业镇、彭州蒲村茶业镇、遂州凤台糖业镇、兴化军龙华糖业镇、泉州安海航运业镇、秀州青龙航运业镇等。这批市镇的出现,不但显示了宋代经济作物、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达,同时还标志着草市、镇的经济自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港口城市大量出现
宋朝时期,宋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比之盛唐时期还要繁荣一些。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印度、中南半岛、东南亚各岛屿,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宋朝向各国输出丝织品、瓷器、茶叶、工艺品、金、银、铜、铁、锡等,输入的物品主要有香料、珠玉、犀角、象牙、珊瑚、苏木等。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6] 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泉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密州(今山东胶县)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为了加强管理,宋朝还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除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外,长江以北的通(江苏南通市)、楚(江苏淮安市)、海(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诸州,长江以南的越(今浙江绍兴市)、台(今浙江临海县)、福(今福建福州市)、漳(今福建漳州市)、潮(福建潮州市)、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省)等州,以及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两府也都是通航的海港。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宋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海港城市兴废繁衰也较多。如北宋时,山东半岛以北属于辽政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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