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梁启超对国家强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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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早婚议》中，梁启超先生提出“婚姻实群治之第一位也。” “群治”，即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和处置。在梁启超先生看来，其中，最为诟病的是早婚习俗，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重点。
1902 年，梁氏撰写《禁早婚议》，强调改革旧式婚姻制度之必要。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婚姻习俗必须改良，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早婚的改革。因为早婚是国人的一种畸形的婚姻形态，而这种婚姻形态又直接关系着国民素质，关系到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所以梁氏开宗明义：“吾极言早婚之害。”
梁启超先生从五个方面对早婚的害处进行分析。
第一，早婚有害于养生。早婚早育首先会摧残和损伤少年夫妻自己的身体，有害于养生保健。梁氏说，少年夫妻年龄尚幼，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心智。如果此时“使之居室”，往往易沉溺于一时肉欲之乐，致使身体虚赢，甚至弄得病入膏育，英年早逝，只能“幽潜黄泉”，酿成“中道关折”的悲剧。
梁氏把早婚比作自杀，他说：“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危害极大。如果此风不加遏制，任其泛滥，其后果便是“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因此，反对早婚早育对于提升国民的身体素质来说，非常重要。
第二，早婚有害于后代子孙的健康。强国保种之说，不仅表现在梁启超先生的女性解放思想中，更贯穿于他的维新变法理论中，是梁启超先生的重要言论之一。梁启超先生在理解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理论之后，把它运用人类社会中，认为人类与自然相同，都存在强者生存，弱者消亡的规则。
要使中华民族脱离其他国家的压榨，重现曾经的荣耀，获得崛起和发展，首先必须拥有良好的国民素质，促进自己的种族进化，所以，需要从各方面注重身体的保养，不到适当的年龄就结婚，生下也是孱弱之婴。 梁氏提出，早婚者的后代，身体羸弱，危害民族的繁衍。这是因为父母双方身体还没有发展成熟，无法孕育优质的后代，并认为“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居大多数”。
梁氏此论虽非出于精确统计，但从当时各国人口素质的实际情况来看，大体与事实相符，近亲婚配而又早婚早育者，情况更是如此。梁氏震惊，若不采取措施遏制早婚之俗继续流存，就会出现一代比一代身体素质差的状况。长此以往，“一国之子弟弱，则其国必亡”。
早婚不仅危及子孙后代，更有害于国家和民族，不能放任不理，由此，梁氏得出结论：“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第三，早婚有害于幼教。梁启超先生认为幼教是国民教育之重，因此非常重视。儿童时代，学习的主要对象就是双亲，如果做父母的能以自己的学识对自己的子女因势利导，那么以后再上学读书，就有更好的效果。
而早婚的人大多“不娴义方”，成婚时，自己的心智还未成熟，经济上还在仰给父母，如何能够独立抚养子女成才？这样，儿童的早期教育被荒废，但危害不止于此。
梁启超先生进一步指出，作父母的千万莫要以为被耽误的只是自己一家的孩子，可要记得，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要靠他们。如果他们不成才，那么国家怎能昌盛呢？
另一方面，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条件，而早婚则使儿童教育遭到破坏。故此，梁任公将早婚者比作“民族教育的破坏者”。
第四，早婚有害于青年教育。梁氏认为，按欧美诸国的教学要求，每个人从符合入学年龄就要开始受教育直到念完大学，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间需要十六七年，这样到二十二三岁，人们才可以成就其学业。
这个年龄段，正是身体发育、增长见识之时，而早婚者却沉迷于风花雪月，缠绵床第，年纪轻轻就为儿女所累所累，因此他们即使有天分和能力也没有机会去发展事业，不得不做一些平常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种人日多，则国民资格日趋卑下。
第五，早婚有害于国家经济发展。梁启超先生提出，每个人都应该自力更生，不去靠别人过活，这样做，不仅对自己的家庭经济有所帮助，也会增加国家的资源财富，这样国家的资财才能充裕，国力才能强盛。
基于上述认识，梁启超先生提出晚婚主张，建议青年男女在二十五岁之后再谈婚事，此时，身体已长成，心智也成熟了，初步具备了作父母的资格。
梁启超先生认为，尚未具备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是不应该“语于婚姻之事”的。早婚的人，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万一自产不赡，还得靠父母接济，而这个时候本应该对父母尽赡养义务的。岂不知多子而贫，生活所迫，极有可能走上歪路，变成盗贼，如是则成为社会治安秩序的祸害。
如此这般，家庭内部的生计尚且困难，国家岂不是更加贫弱。想到这里，梁启超先生遂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国民人口数量的增长要和社会物质财富相匹配，也就是不能要人口盲目增长，有朦胧的节育思想产生。
梁启超先生认为，早婚这一不合理的旧习俗必须更改，这样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由此他号召全社会的有心之人都来关心、重视女性问题，因着这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忧戚相连的，亦与每个人的幸福有关，只有彻底扔掉不合理的旧习俗，中国民众才能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02 年，梁氏撰写《禁早婚议》，强调改革旧式婚姻制度之必要。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婚姻习俗必须改良，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早婚的改革。因为早婚是国人的一种畸形的婚姻形态，而这种婚姻形态又直接关系着国民素质，关系到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所以梁氏开宗明义：“吾极言早婚之害。”
梁启超先生从五个方面对早婚的害处进行分析。
第一，早婚有害于养生。早婚早育首先会摧残和损伤少年夫妻自己的身体，有害于养生保健。梁氏说，少年夫妻年龄尚幼，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心智。如果此时“使之居室”，往往易沉溺于一时肉欲之乐，致使身体虚赢，甚至弄得病入膏育，英年早逝，只能“幽潜黄泉”，酿成“中道关折”的悲剧。
梁氏把早婚比作自杀，他说：“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危害极大。如果此风不加遏制，任其泛滥，其后果便是“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因此，反对早婚早育对于提升国民的身体素质来说，非常重要。
第二，早婚有害于后代子孙的健康。强国保种之说，不仅表现在梁启超先生的女性解放思想中，更贯穿于他的维新变法理论中，是梁启超先生的重要言论之一。梁启超先生在理解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理论之后，把它运用人类社会中，认为人类与自然相同，都存在强者生存，弱者消亡的规则。
要使中华民族脱离其他国家的压榨，重现曾经的荣耀，获得崛起和发展，首先必须拥有良好的国民素质，促进自己的种族进化，所以，需要从各方面注重身体的保养，不到适当的年龄就结婚，生下也是孱弱之婴。 梁氏提出，早婚者的后代，身体羸弱，危害民族的繁衍。这是因为父母双方身体还没有发展成熟，无法孕育优质的后代，并认为“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居大多数”。
梁氏此论虽非出于精确统计，但从当时各国人口素质的实际情况来看，大体与事实相符，近亲婚配而又早婚早育者，情况更是如此。梁氏震惊，若不采取措施遏制早婚之俗继续流存，就会出现一代比一代身体素质差的状况。长此以往，“一国之子弟弱，则其国必亡”。
早婚不仅危及子孙后代，更有害于国家和民族，不能放任不理，由此，梁氏得出结论：“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第三，早婚有害于幼教。梁启超先生认为幼教是国民教育之重，因此非常重视。儿童时代，学习的主要对象就是双亲，如果做父母的能以自己的学识对自己的子女因势利导，那么以后再上学读书，就有更好的效果。
而早婚的人大多“不娴义方”，成婚时，自己的心智还未成熟，经济上还在仰给父母，如何能够独立抚养子女成才？这样，儿童的早期教育被荒废，但危害不止于此。
梁启超先生进一步指出，作父母的千万莫要以为被耽误的只是自己一家的孩子，可要记得，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要靠他们。如果他们不成才，那么国家怎能昌盛呢？
另一方面，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条件，而早婚则使儿童教育遭到破坏。故此，梁任公将早婚者比作“民族教育的破坏者”。
第四，早婚有害于青年教育。梁氏认为，按欧美诸国的教学要求，每个人从符合入学年龄就要开始受教育直到念完大学，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间需要十六七年，这样到二十二三岁，人们才可以成就其学业。
这个年龄段，正是身体发育、增长见识之时，而早婚者却沉迷于风花雪月，缠绵床第，年纪轻轻就为儿女所累所累，因此他们即使有天分和能力也没有机会去发展事业，不得不做一些平常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种人日多，则国民资格日趋卑下。
第五，早婚有害于国家经济发展。梁启超先生提出，每个人都应该自力更生，不去靠别人过活，这样做，不仅对自己的家庭经济有所帮助，也会增加国家的资源财富，这样国家的资财才能充裕，国力才能强盛。
基于上述认识，梁启超先生提出晚婚主张，建议青年男女在二十五岁之后再谈婚事，此时，身体已长成，心智也成熟了，初步具备了作父母的资格。
梁启超先生认为，尚未具备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是不应该“语于婚姻之事”的。早婚的人，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万一自产不赡，还得靠父母接济，而这个时候本应该对父母尽赡养义务的。岂不知多子而贫，生活所迫，极有可能走上歪路，变成盗贼，如是则成为社会治安秩序的祸害。
如此这般，家庭内部的生计尚且困难，国家岂不是更加贫弱。想到这里，梁启超先生遂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国民人口数量的增长要和社会物质财富相匹配，也就是不能要人口盲目增长，有朦胧的节育思想产生。
梁启超先生认为，早婚这一不合理的旧习俗必须更改，这样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由此他号召全社会的有心之人都来关心、重视女性问题，因着这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忧戚相连的，亦与每个人的幸福有关，只有彻底扔掉不合理的旧习俗，中国民众才能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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