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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的论辩逻辑
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2]。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有:(1)逐层推论法,又称“台阶术” 。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获得齐宣王认同,登上第一级台阶;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最后提出议论中心,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
(2)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
(3)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
(4)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
儒家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节。但孟子认为不能只拘泥于礼节,而应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例如拿饮食、婚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轻微细节作比较,那么饮食、婚姻重于礼节。“男女授受不亲”虽是一条儒训,但孟子认为“嫂溺不援,是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有一个任国人对孟子的学生屋庐子说:“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会饿死;不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能得到吃的,那一定要按照礼节去行事吗?如果按照迎亲礼,便得不到妻子;如果不行迎亲礼,便会得着妻子,那一定要行迎亲礼吗?”屋庐子茫然不知所对,转而求助于孟子。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舍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与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轸兄之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轸,则不得食,则将只能之乎?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
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国人的诘难,而是举出两个例子让任国人判断,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即应当根据礼节来待人处事,决不能违反礼节,任意胡作非为,干出伤天害理之事。
(二)孟子的论辩语言
语言是论辩的物质手段,论辩是语言的直接交锋。孟子很重视论辩的语言,他的语言是论理式逻辑语言,又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这既有利于加强论辩的说服力,又有利于增强论辩的感染力。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3]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孟子主张性善说,把“义”看作是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是人所共见的,人们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它的存在和价值,能唱能跳,善行会跑。但是,“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无声无嗅,无形无状,普通人难于把握。为了使“义”的价值能够直观现实在人们眼前,孟子采用了譬喻说理技巧,用鱼比喻“生”,用熊掌比喻“义”,具体形象地区别出“生”和“义”价值高下不同。因此,“舍生取义”的结论就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实践。
(三)孟子的论辩方法
方法是通达胜辩的桥梁。孟子的论辩方法是他的论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情况,采取因势利导、比较异同、利实相参、执中有权等方法,特别是“执中有权”论,可以说是孟子分析情况、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孟子认为“执中无权,亦犹执也”。孟子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极端自私的,而“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用博爱代替自私,不利于宗法制度。所以孟子反对执着,“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赋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他运用“执中有权”法,摆脱了辩论中的两难的困境。
其次,孟子经常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减少论辩的对抗,宣传、实现自己的主张。孟子一向主张“仁政”,他在劝告君王要实行仁政时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然后又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使君主听了心悦诚服。孟子还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力,或劳心;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此外,孟子主张王道,就要和霸道比较;主张正义之战,就要和不义之战比较;主张仕以其道,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较。比较才能分清是非、好坏、轻重、大小,这是论辩最直接的任务。
(四)孟子的论辩风格
风格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如果孟子的论辩艺术没有独特的风格,就不成其为孟子的论辩艺术了。旗帜鲜明、感 情强烈、文采斐然、说理痛切,这都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
孟子在论辩中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观点鲜明,而且感情色彩强烈。他反对不义之战,歌颂正义之战;反对暴政,赞扬仁政;反对杨墨,推崇孔子;反对穷奢极欲的权贵,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说理,显示出他雄辩的才华。他往往能针对对方的言论,不急不迫、一步紧似一步地论说开来,最后用精辟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谬误,确有说理痛切、发人深省、令人信服的效果。
孟子常用排比、对偶等手法进行劝说。他在劝君主端正对大臣的态度时,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还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上述观点皆本人的浅显之谈,对于亚圣孟子的散文,还待深入研究。
注释:
[1]《文心雕龙·论说》,意为:“一个人论辩的价值,比国宝九鼎还贵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万雄师还强大。”刘勰对论辩的评价,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2]。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有:(1)逐层推论法,又称“台阶术” 。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获得齐宣王认同,登上第一级台阶;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最后提出议论中心,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
(2)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
(3)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
(4)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
儒家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节。但孟子认为不能只拘泥于礼节,而应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例如拿饮食、婚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轻微细节作比较,那么饮食、婚姻重于礼节。“男女授受不亲”虽是一条儒训,但孟子认为“嫂溺不援,是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有一个任国人对孟子的学生屋庐子说:“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会饿死;不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能得到吃的,那一定要按照礼节去行事吗?如果按照迎亲礼,便得不到妻子;如果不行迎亲礼,便会得着妻子,那一定要行迎亲礼吗?”屋庐子茫然不知所对,转而求助于孟子。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舍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与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轸兄之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轸,则不得食,则将只能之乎?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
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国人的诘难,而是举出两个例子让任国人判断,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即应当根据礼节来待人处事,决不能违反礼节,任意胡作非为,干出伤天害理之事。
(二)孟子的论辩语言
语言是论辩的物质手段,论辩是语言的直接交锋。孟子很重视论辩的语言,他的语言是论理式逻辑语言,又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这既有利于加强论辩的说服力,又有利于增强论辩的感染力。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3]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孟子主张性善说,把“义”看作是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是人所共见的,人们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它的存在和价值,能唱能跳,善行会跑。但是,“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无声无嗅,无形无状,普通人难于把握。为了使“义”的价值能够直观现实在人们眼前,孟子采用了譬喻说理技巧,用鱼比喻“生”,用熊掌比喻“义”,具体形象地区别出“生”和“义”价值高下不同。因此,“舍生取义”的结论就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实践。
(三)孟子的论辩方法
方法是通达胜辩的桥梁。孟子的论辩方法是他的论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情况,采取因势利导、比较异同、利实相参、执中有权等方法,特别是“执中有权”论,可以说是孟子分析情况、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孟子认为“执中无权,亦犹执也”。孟子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极端自私的,而“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用博爱代替自私,不利于宗法制度。所以孟子反对执着,“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赋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他运用“执中有权”法,摆脱了辩论中的两难的困境。
其次,孟子经常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减少论辩的对抗,宣传、实现自己的主张。孟子一向主张“仁政”,他在劝告君王要实行仁政时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然后又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使君主听了心悦诚服。孟子还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力,或劳心;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此外,孟子主张王道,就要和霸道比较;主张正义之战,就要和不义之战比较;主张仕以其道,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较。比较才能分清是非、好坏、轻重、大小,这是论辩最直接的任务。
(四)孟子的论辩风格
风格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如果孟子的论辩艺术没有独特的风格,就不成其为孟子的论辩艺术了。旗帜鲜明、感 情强烈、文采斐然、说理痛切,这都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
孟子在论辩中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观点鲜明,而且感情色彩强烈。他反对不义之战,歌颂正义之战;反对暴政,赞扬仁政;反对杨墨,推崇孔子;反对穷奢极欲的权贵,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说理,显示出他雄辩的才华。他往往能针对对方的言论,不急不迫、一步紧似一步地论说开来,最后用精辟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谬误,确有说理痛切、发人深省、令人信服的效果。
孟子常用排比、对偶等手法进行劝说。他在劝君主端正对大臣的态度时,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还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上述观点皆本人的浅显之谈,对于亚圣孟子的散文,还待深入研究。
注释:
[1]《文心雕龙·论说》,意为:“一个人论辩的价值,比国宝九鼎还贵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万雄师还强大。”刘勰对论辩的评价,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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