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国对外贸易与拉动内需发展战略的关系 20
1个回答
展开全部
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
——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
纪玉山 白英姿 纪明
——摘自于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
【摘 要】目前的金融危机正在向经济危机演变，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整体性衰退，国内外向型低端产业面临巨大压力，出口形势相当严峻。已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现实发展需要，更不能完全作为我国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
【关键词】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陷阱；综合竞争优势；制度创新
从国际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正在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影响、相互拖累的复杂局面。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2.1%，这是1982年以来国际贸易预测的首次负增长[1]。信贷危机还给贸易融资带来巨大缺口。目前，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发达国家经济可能陷入深度衰退，发展中国家经济风险急剧上升，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小经济体经济“雪上加霜”。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后，据统计，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仅为206.4亿美元，2008年增加到25616.3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排位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居到2007年的第3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与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2008年的300670亿元。但是，高速发展的GDP并没有带来与之相适应的职工工资水平增长，国民利益流失比较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仍较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经贸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2008年11月份后，我国外贸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两个月进、出口双负增长。广交会秋交会客商比春交会下降9%以上，成交合同下降17.5%，预示2009年出口形势严峻，净出口增长可能下滑。我国出口的近60%直接或间接面向美国、欧盟、日本市场，这三大经济体陷入深度衰退，通过其他市场弥补由此损失的出口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的难度也在加大。同时贸易摩擦加剧，2008年全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93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为61.4亿美元。[2]
一、对外贸易理论回顾
在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则，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是依据各国在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其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把互利性贸易仅仅局限在绝对成本优势的范围内，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显然是片面的。所以由托伦斯首先提出[3]，李嘉图（1817）系统创建起来的比较优势学说，逐渐成为了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李嘉图认为，只要各国存在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别，就会产生生产成本及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得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他认为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相对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成本不同。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大缺陷，因为它只把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忽视了资金、自然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影响，它只是通过两种商品的相对成本比较而确定了比较优势，并没有解释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赫克歇尔（Heckscher）、俄林（Ohlin，1933）论进一步提出了资源禀赋模型，他们认为贸易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也体现了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而后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国际间商品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带来国际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这种理论又被成为赫－俄－萨定理。H－O－S模型在继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他们通过对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国家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战后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特点，虽然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决定着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大量的国际贸易是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各国间进行的，并且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孕育而生。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大量的运用了产业组织、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技术差异等概念和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其中以克鲁格曼（Paul.Krugman）、赫尔普曼（E.Help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为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将规模经济效应引入了国际贸易理论，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各国可以让渡某种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而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规模经济，通过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使得各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这样各国将不再独自生产所有的产品，规模经济的存在会引导各国厂商生产专门的部分产品，而各国都会获得来自于规模经济的利益。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指出规模经济内部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的追求，或者说对规模经济带来的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动力。赫尔普曼还根据分析指出，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1991年，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修正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模型。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纠正了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些错误，采用了每一个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说明了国际贸易是如何产生，解释了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相容性问题，等等。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过多的强调于数学上的严谨和理论上的完美，所以使得其理论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力，这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实践意义大打折扣。
除了上述的理论外，还有很多学着基于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在1961年，美国学着波斯纳（M.V.Posner）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的论文中，提出了技术差距模型，或称创新与模仿理论。该理论指出技术也应该被看成独立的生产要素，由于各国对技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使得某些国家具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随着技术被进口国不断模仿，技术的差距会逐渐消失，所以以技术差距为基础的贸易也会随之消失。1966年，维农（R.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了技术差距的规模、差距扩大或者缩减的原因问题。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使比较优势理论由静态的分析发展为动态的分析，揭示了动态比较优势和要素密集度，从科技知识密集型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再转变到劳动密集型的演进路径。但是这两种主要的贸易理论都侧重于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尝试解释比较优势分布的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激烈讨论。波特在其三部著作，即《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中详尽的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并在90年代后，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竞争优势理论。其理论模型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中观产业竞争优势和宏观国家竞争优势三个层面系统地论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和竞争战略的运作技巧。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超越了传统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它既探讨了要素、技术及其他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整合了价格因素与非价格因素对竞争优势的决定，又反映了竞争优势与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但我们应注意到，在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中，单纯强调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作用，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产业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这一认识未免有失偏颇。
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与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框架可以指导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探寻出符合我国国情，能够稳步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长期以来，在开展对外贸易中，我国主要采取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国的贸易竞争力较弱、贸易效益较差的事实，造成这个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缺乏有效的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缺乏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竞争机制。此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脱节，现实贸易出口结构的低级化与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后，我国依然存在着贸易竞争条件的扭曲，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合理，出口效益难以提高等多方面的问题。诚然，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到了整个货物贸易出口的94.5%。但是，在制成品出口中仍然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一高一低”（“一高”是指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高，“一低”是指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比重偏低）特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偏低。同时，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日渐下降，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能称为“优势”，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出口效益难以提高，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比较优势战略越来越呈现出不适性。
我们应该看到，从更高的层次上讲，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都片面过高地估计企业微观基础的地位与作用，实质上都属于“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成功，相反还使一些拉美国家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在以往的理论基础上，吸取传统理论的有效成分，应该把产业竞争优势、非产业优势、国家优势、文化优势、制度优势有机的统一起来，并结合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充分挖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特性，提炼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应在波特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应同样重视宏观层面的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对微观主体的反作用，最终形成国家综合竞争优势这一新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理论体系。
三、综合竞争优势理论的含义及特征
这里所讲的综合竞争优势，是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线，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综合竞争优势。这一理论体系是一个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体系，各要素互相支撑构成一个整体。它所追求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在国际方面，追求合理、和谐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家利益；在国内方面，追求贸易平衡发展、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大目标，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1．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是指“综合竞争优势”理论的理论内核是制度创新。“综合竞争优势”理论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两个层面。就宏观政府这一层面来讲，包括对创新支撑体系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源培养体系的制度安排、贯彻国家利益原则的制度安排等。这些体系安排都是以政府诱导的制度创新为基础的。二是就微观企业的创新而言，包括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有效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等。制度创新是“综合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
2．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线
自主技术创新是指企业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形成企业产品的竞争活力，构造我国出口产品的高端技术优势，在高端产品中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形成出口优势，增加贸易附加值，促进我国贸易发展。自主技术创新贯穿于贸易发展的全过程，是现代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主线。正如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所阐述的，技术创新是实施歧异优势战略的关键，而这种歧异优势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中，这种企业的竞争优势会转化为行业的竞争优势，进而使国家获得对外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3．以国家利益为导向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是指一国的对外贸易应该以一国的国家利益为导向，其制度安排应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经济贸易的发展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从重商主义的发展路径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然而，除重商主义外，“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给贸易各方及世界整体带来巨大利益，但各国贸易政策的主流却是贸易保护，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折射出理论必然存在缺陷。这源于决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国家利益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缺位”。[4]实际上，任何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影子主体，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贸易加以干涉。作为国际贸易活动的控制者，国家既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打通渠道、提供保证，也可以出于政治利益、外交利益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5]。在某种程度上说，国际贸易是国家利益的产物。自由贸易只是某些国家在特定的时期执行的特殊政策，在通常的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是实行着不同宽松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
4．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
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是指一国应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发展教育，特别是针对劳动者的教育与培养，从而促进普通劳动者向高素质劳动者的转化，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并促进其他要素禀赋的发展，从而形成对一国对外贸易的支撑。人力资源起到了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之间桥梁的作用，他们通过投入劳动，作用于原料，并通过一定自然力的共同作用，生产出最终产品。如果只有其他资源而没有人力资源的参与，资源依然是资源，不会成为产品和现实的经济优势。价值是投入人力资源创造的，国民财富是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这与多种要素参与分配是一致的，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
5．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
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是指一国中央政府应保障对于本国有利的贸易政策的实施，并保证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博弈能力，领导外贸企业协调发展，从而促进一国的贸易利益。一国的经济安全是建立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基础上的。首先，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是政府制度供给外部性的重要体现，这增强了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综合博弈和协调能力。其次，更进一步来讲，不仅国家利益的保障要靠中央政府的领导来保障，而且国民财产的安全、文化产业的兴衰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在一国对外贸易中应该保障的东西。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把国内的出口企业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一样的出口企业整体，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统一口径，形成我们自身的贸易优势，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
6．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指应该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首要形式，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市场中自发形成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若政府能够为微观主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克服市场失灵，市场就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率，所以我们仍要坚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把市场自发力量转化为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优势。我国最近30年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就得益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开放政策。
综上所述，笔者所称之“综合竞争优势”，是一种以竞争优势为基础，但不同于竞争优势的理论。之所以称之为“综合竞争优势”，是因为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相比，把政府的诱导制度创新作用内生化于贸易理论之中，以政府的制度创新作用为核心，以自主创新为主线，把要素禀赋的发展与制度创新联系起来，不惟比较优势理论的单一分工模式，综合要素禀赋的动态演化，形成综合初级品及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二者竞争优势之和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以培育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为支撑，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自我动态演进的外贸体系。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所形成的产品竞争优势，但这一竞争优势是综合了制度因素、自主创新、国家利益、人力资本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中央政府保障、市场机制的竞争优势，因此笔者称之为“综合竞争优势”。
就综合竞争优势而言，它不同于以往贸易理论。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各方面因素互相依托，形成一个可以自身动态演进的整体，共同发展。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综合竞争优势理论出现了不同于其它贸易理论的新特征：一是综合竞争优势强调综合性；二是综合竞争优势强调政府的重要性；三是综合竞争优势强调动态演进性、整体性。
四、超越“比较优势陷阱”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走“综合竞争优势”的必然性。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助于形成综合竞争优势；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为构建综合竞争优势节约了交易成本，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构建综合竞争优势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通过渐进式改革，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会使我国逐渐完成从比较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过渡，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为此，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超越“比较优势陷阱”的制度安排：
1．面向全球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导向
（1）在国际商品交易中如何发挥综合竞争优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Id=256551&page=6
——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
纪玉山 白英姿 纪明
——摘自于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
【摘 要】目前的金融危机正在向经济危机演变，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整体性衰退，国内外向型低端产业面临巨大压力，出口形势相当严峻。已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现实发展需要，更不能完全作为我国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
【关键词】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陷阱；综合竞争优势；制度创新
从国际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正在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影响、相互拖累的复杂局面。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2.1%，这是1982年以来国际贸易预测的首次负增长[1]。信贷危机还给贸易融资带来巨大缺口。目前，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发达国家经济可能陷入深度衰退，发展中国家经济风险急剧上升，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小经济体经济“雪上加霜”。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后，据统计，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仅为206.4亿美元，2008年增加到25616.3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排位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居到2007年的第3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与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2008年的300670亿元。但是，高速发展的GDP并没有带来与之相适应的职工工资水平增长，国民利益流失比较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仍较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经贸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2008年11月份后，我国外贸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两个月进、出口双负增长。广交会秋交会客商比春交会下降9%以上，成交合同下降17.5%，预示2009年出口形势严峻，净出口增长可能下滑。我国出口的近60%直接或间接面向美国、欧盟、日本市场，这三大经济体陷入深度衰退，通过其他市场弥补由此损失的出口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的难度也在加大。同时贸易摩擦加剧，2008年全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93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为61.4亿美元。[2]
一、对外贸易理论回顾
在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则，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是依据各国在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其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把互利性贸易仅仅局限在绝对成本优势的范围内，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显然是片面的。所以由托伦斯首先提出[3]，李嘉图（1817）系统创建起来的比较优势学说，逐渐成为了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李嘉图认为，只要各国存在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别，就会产生生产成本及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得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他认为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相对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成本不同。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大缺陷，因为它只把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忽视了资金、自然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影响，它只是通过两种商品的相对成本比较而确定了比较优势，并没有解释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赫克歇尔（Heckscher）、俄林（Ohlin，1933）论进一步提出了资源禀赋模型，他们认为贸易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也体现了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而后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国际间商品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带来国际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这种理论又被成为赫－俄－萨定理。H－O－S模型在继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他们通过对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国家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战后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特点，虽然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决定着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大量的国际贸易是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各国间进行的，并且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孕育而生。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大量的运用了产业组织、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技术差异等概念和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其中以克鲁格曼（Paul.Krugman）、赫尔普曼（E.Help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为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将规模经济效应引入了国际贸易理论，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各国可以让渡某种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而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规模经济，通过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使得各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这样各国将不再独自生产所有的产品，规模经济的存在会引导各国厂商生产专门的部分产品，而各国都会获得来自于规模经济的利益。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指出规模经济内部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的追求，或者说对规模经济带来的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动力。赫尔普曼还根据分析指出，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1991年，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修正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模型。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纠正了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些错误，采用了每一个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说明了国际贸易是如何产生，解释了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相容性问题，等等。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过多的强调于数学上的严谨和理论上的完美，所以使得其理论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力，这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实践意义大打折扣。
除了上述的理论外，还有很多学着基于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在1961年，美国学着波斯纳（M.V.Posner）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的论文中，提出了技术差距模型，或称创新与模仿理论。该理论指出技术也应该被看成独立的生产要素，由于各国对技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使得某些国家具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随着技术被进口国不断模仿，技术的差距会逐渐消失，所以以技术差距为基础的贸易也会随之消失。1966年，维农（R.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了技术差距的规模、差距扩大或者缩减的原因问题。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使比较优势理论由静态的分析发展为动态的分析，揭示了动态比较优势和要素密集度，从科技知识密集型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再转变到劳动密集型的演进路径。但是这两种主要的贸易理论都侧重于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尝试解释比较优势分布的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激烈讨论。波特在其三部著作，即《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中详尽的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并在90年代后，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竞争优势理论。其理论模型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中观产业竞争优势和宏观国家竞争优势三个层面系统地论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和竞争战略的运作技巧。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超越了传统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它既探讨了要素、技术及其他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整合了价格因素与非价格因素对竞争优势的决定，又反映了竞争优势与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但我们应注意到，在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中，单纯强调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作用，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产业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这一认识未免有失偏颇。
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与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框架可以指导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探寻出符合我国国情，能够稳步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长期以来，在开展对外贸易中，我国主要采取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国的贸易竞争力较弱、贸易效益较差的事实，造成这个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缺乏有效的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缺乏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竞争机制。此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脱节，现实贸易出口结构的低级化与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后，我国依然存在着贸易竞争条件的扭曲，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合理，出口效益难以提高等多方面的问题。诚然，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到了整个货物贸易出口的94.5%。但是，在制成品出口中仍然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一高一低”（“一高”是指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高，“一低”是指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比重偏低）特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偏低。同时，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日渐下降，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能称为“优势”，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出口效益难以提高，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比较优势战略越来越呈现出不适性。
我们应该看到，从更高的层次上讲，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都片面过高地估计企业微观基础的地位与作用，实质上都属于“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成功，相反还使一些拉美国家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在以往的理论基础上，吸取传统理论的有效成分，应该把产业竞争优势、非产业优势、国家优势、文化优势、制度优势有机的统一起来，并结合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充分挖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特性，提炼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应在波特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应同样重视宏观层面的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对微观主体的反作用，最终形成国家综合竞争优势这一新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理论体系。
三、综合竞争优势理论的含义及特征
这里所讲的综合竞争优势，是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线，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综合竞争优势。这一理论体系是一个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体系，各要素互相支撑构成一个整体。它所追求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在国际方面，追求合理、和谐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家利益；在国内方面，追求贸易平衡发展、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大目标，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1．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是指“综合竞争优势”理论的理论内核是制度创新。“综合竞争优势”理论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两个层面。就宏观政府这一层面来讲，包括对创新支撑体系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源培养体系的制度安排、贯彻国家利益原则的制度安排等。这些体系安排都是以政府诱导的制度创新为基础的。二是就微观企业的创新而言，包括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有效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等。制度创新是“综合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
2．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线
自主技术创新是指企业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形成企业产品的竞争活力，构造我国出口产品的高端技术优势，在高端产品中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形成出口优势，增加贸易附加值，促进我国贸易发展。自主技术创新贯穿于贸易发展的全过程，是现代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主线。正如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所阐述的，技术创新是实施歧异优势战略的关键，而这种歧异优势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中，这种企业的竞争优势会转化为行业的竞争优势，进而使国家获得对外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3．以国家利益为导向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是指一国的对外贸易应该以一国的国家利益为导向，其制度安排应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经济贸易的发展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从重商主义的发展路径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然而，除重商主义外，“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给贸易各方及世界整体带来巨大利益，但各国贸易政策的主流却是贸易保护，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折射出理论必然存在缺陷。这源于决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国家利益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缺位”。[4]实际上，任何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影子主体，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贸易加以干涉。作为国际贸易活动的控制者，国家既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打通渠道、提供保证，也可以出于政治利益、外交利益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5]。在某种程度上说，国际贸易是国家利益的产物。自由贸易只是某些国家在特定的时期执行的特殊政策，在通常的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是实行着不同宽松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
4．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
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是指一国应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发展教育，特别是针对劳动者的教育与培养，从而促进普通劳动者向高素质劳动者的转化，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并促进其他要素禀赋的发展，从而形成对一国对外贸易的支撑。人力资源起到了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之间桥梁的作用，他们通过投入劳动，作用于原料，并通过一定自然力的共同作用，生产出最终产品。如果只有其他资源而没有人力资源的参与，资源依然是资源，不会成为产品和现实的经济优势。价值是投入人力资源创造的，国民财富是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这与多种要素参与分配是一致的，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
5．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
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是指一国中央政府应保障对于本国有利的贸易政策的实施，并保证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博弈能力，领导外贸企业协调发展，从而促进一国的贸易利益。一国的经济安全是建立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基础上的。首先，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是政府制度供给外部性的重要体现，这增强了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综合博弈和协调能力。其次，更进一步来讲，不仅国家利益的保障要靠中央政府的领导来保障，而且国民财产的安全、文化产业的兴衰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在一国对外贸易中应该保障的东西。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把国内的出口企业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一样的出口企业整体，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统一口径，形成我们自身的贸易优势，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
6．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指应该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首要形式，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市场中自发形成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若政府能够为微观主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克服市场失灵，市场就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率，所以我们仍要坚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把市场自发力量转化为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优势。我国最近30年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就得益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开放政策。
综上所述，笔者所称之“综合竞争优势”，是一种以竞争优势为基础，但不同于竞争优势的理论。之所以称之为“综合竞争优势”，是因为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相比，把政府的诱导制度创新作用内生化于贸易理论之中，以政府的制度创新作用为核心，以自主创新为主线，把要素禀赋的发展与制度创新联系起来，不惟比较优势理论的单一分工模式，综合要素禀赋的动态演化，形成综合初级品及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二者竞争优势之和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以培育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为支撑，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自我动态演进的外贸体系。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所形成的产品竞争优势，但这一竞争优势是综合了制度因素、自主创新、国家利益、人力资本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中央政府保障、市场机制的竞争优势，因此笔者称之为“综合竞争优势”。
就综合竞争优势而言，它不同于以往贸易理论。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各方面因素互相依托，形成一个可以自身动态演进的整体，共同发展。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综合竞争优势理论出现了不同于其它贸易理论的新特征：一是综合竞争优势强调综合性；二是综合竞争优势强调政府的重要性；三是综合竞争优势强调动态演进性、整体性。
四、超越“比较优势陷阱”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走“综合竞争优势”的必然性。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助于形成综合竞争优势；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为构建综合竞争优势节约了交易成本，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构建综合竞争优势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通过渐进式改革，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会使我国逐渐完成从比较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过渡，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为此，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超越“比较优势陷阱”的制度安排：
1．面向全球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导向
（1）在国际商品交易中如何发挥综合竞争优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Id=256551&page=6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