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个人资料,阎崇年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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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任职务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3]
2人物经历
1934 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满学。
治学历程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 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4]
学术足迹
阎崇年曾应邀赴 美国 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常青藤盟校讲学,并到 日本 、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访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 清朝 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5]
百家讲坛
回报民众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
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6]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 “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5]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7]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8]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9]
故宫热潮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DD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10]
阎崇年的“大故宫”构架,主要从五方面概括:
——规模大。“大故宫”概念中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故宫内有各类殿宇房屋 9000余间,外有高10米、周长3428米的紫禁城墙,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这里是明清盛时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版图、四万万人民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集中展现。
——历史久。北京故宫先后有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慈禧“女皇”在此治居,统治中国近500年。故宫从决策兴建至今已经609年,举世无双。
——珍宝多。北京故宫现珍藏文物180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传世珍宝65万件、档案约40万件,还有分藏于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南京博物院、颐和园管理处、天坛公园管理处的文物,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000万件档案、200万件满文档案等,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涵盖广。“大故宫”不仅包括紫禁城,还包括与故宫相关的坛庙寺院、皇家园林、行宫陵寝,及沈阳故宫、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中都和明南京相关历史遗迹等,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珍品等,凡原内务府管理的范围,大体都涵盖在“大故宫”之内。
——子午线。故宫的建筑严格地遵循对称规则,沿一条南北走向的子午线,即中轴线,依次排列,对称展开,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建筑形式,都显示出庄严、雄伟、壮丽、中和的气度。故宫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正安和理念的精髓。[11]
3个人作品
(1)《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25万字,1983年,北京。
(2)《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35万字,1999年,北京。
(3)《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5万字,2004年,北京。
(4)《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6年(上),2007年(下),北京。
(5)《康熙大帝》中华书局,2008年,北京。
(6)《大故宫》(1)(2)(3),长江文艺出版社,80万字,2012年,北京。
(7)《古都北京》,朝华出版社,1986年,北京。
(8)《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九州出版社,2009年,北京。
(9)《努尔哈赤全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江苏。
阎崇年,汉族[1],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2]。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国文字。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2]。
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先后赴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或学术交流。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3]
2人物经历
1934 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满学。
治学历程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 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4]
学术足迹
阎崇年曾应邀赴 美国 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常青藤盟校讲学,并到 日本 、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访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 清朝 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5]
百家讲坛
回报民众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
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6]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 “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5]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7]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8]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9]
故宫热潮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DD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10]
阎崇年的“大故宫”构架,主要从五方面概括:
——规模大。“大故宫”概念中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故宫内有各类殿宇房屋 9000余间,外有高10米、周长3428米的紫禁城墙,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这里是明清盛时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版图、四万万人民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集中展现。
——历史久。北京故宫先后有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慈禧“女皇”在此治居,统治中国近500年。故宫从决策兴建至今已经609年,举世无双。
——珍宝多。北京故宫现珍藏文物180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传世珍宝65万件、档案约40万件,还有分藏于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南京博物院、颐和园管理处、天坛公园管理处的文物,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000万件档案、200万件满文档案等,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涵盖广。“大故宫”不仅包括紫禁城,还包括与故宫相关的坛庙寺院、皇家园林、行宫陵寝,及沈阳故宫、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中都和明南京相关历史遗迹等,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珍品等,凡原内务府管理的范围,大体都涵盖在“大故宫”之内。
——子午线。故宫的建筑严格地遵循对称规则,沿一条南北走向的子午线,即中轴线,依次排列,对称展开,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建筑形式,都显示出庄严、雄伟、壮丽、中和的气度。故宫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正安和理念的精髓。[11]
3个人作品
(1)《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25万字,1983年,北京。
(2)《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35万字,1999年,北京。
(3)《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5万字,2004年,北京。
(4)《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6年(上),2007年(下),北京。
(5)《康熙大帝》中华书局,2008年,北京。
(6)《大故宫》(1)(2)(3),长江文艺出版社,80万字,2012年,北京。
(7)《古都北京》,朝华出版社,1986年,北京。
(8)《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九州出版社,2009年,北京。
(9)《努尔哈赤全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江苏。
阎崇年,汉族[1],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2]。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国文字。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2]。
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先后赴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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