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著名校友
西南联大的名人很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钱锺书、杨振宁……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的集中地。一所大学,若没有一批富有个性的师生,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当年西南联大充分诠释了大学的魅力,至今令人回味。(摘自《民国多少事》谢轶群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
梅贻琦(1889-1962),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教育名言,是曾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说起西南联大,人们无法忘记梅贻琦。
“寡言君子”梅贻琦
梅贻琦是个话少行动多的人,不仅时人称他为“寡言君子”,他的学生也曾因他的寡言,戏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可正是这样一个寡言的人在西南联大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担起了大任。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时,梅贻琦曾讲过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建校初期三人共同主持校务,但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务,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的众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贻琦头上。
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是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过:“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当时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虽均高于梅贻琦,但他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有人如此说,不管旁人怎么说,梅贻琦依然是少说多做。他把在清华形成的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延续着。
梅贻琦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见怪不怪的事,没有哪位校长能在清华长久地呆下去的,而几年过去,梅贻琦依然稳坐校长的位置,被问到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他的能力没人愿意倒他,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不到十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延续的这一风气,使得主管西南联大校务的职能部门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名士。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心中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
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梅贻琦是有着功劳的,傅任敢先生说梅贻琦“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确实,民主作风好的梅贻琦,常说“吾从众”,很少有解决不了的矛盾的。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梅贻琦也很注意三校间的关系。如为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工学院的清华教师组织了“清华服务社”,开展勘查设计和生产等业务,所获收益除清华教师外,也给北大、南开的同仁补助。使得西南联大的不少老师在回忆那段岁月时,都盛赞三校的合作精神。郑天挺先生说:“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
梅贻琦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还在长沙合并为一校称之为“临时大学”时,三校的校长未统一到位,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表示并不乐观。这时候,有人说如果张伯苓和梅贻琦不来,就拆火!后来到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到底没辜负大家所有的信任。把西南联大管理得井井有条,不愧是西南联大的“船长”。
(文章来源: 星岛环球网 )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蒋梦麟(1886-1964),1919至1945年间在北大工作20余年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言咏)
张伯苓,“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1876-1951),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是交叉任职的。秘书长黄钰生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注册课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教师,华午晴是建筑能手,喻传鉴则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来源:津报网-天津日报)
闻一多: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之一。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把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个角色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闻一多(1899-1946)新月派代表诗人,散文家和学,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上课很“叫座” 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讲古代神话时图文并茂,把相当枯燥的课题,也讲得引人入胜,很是“叫座”。因此不仅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而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书中写道:“闻一多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在楚辞班里,虽人不多,但气氛也甚是活跃。在闻一多的课堂上,学生是可以抽烟的。“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一多写字爱用秃笔,所以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
汪曾祺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后来他的学生郑临川把闻一多的对唐诗的妙悟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并出版了。
闻一多演讲
西南联大在云南时的文学院曾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很紧张,闻一多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条件再艰苦,他也能一丝不苟地潜心研究学术,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
在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常常关在图书馆里专心治学,一关就是一整天,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说的是闻先生总不下楼。正是因为他如此的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致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1944年还完成了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治印名噪一时要做个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治印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家属的生活都很艰苦,教授夫人们甚至合制糕点,拿到商店去寄售,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在内。在那物价飞涨的年月,著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服、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且声名很响。(文章来源:网上)
沈从文:小学没毕业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动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员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沈从文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刘大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86岁高龄的沈从文辞世了,而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的作家。
沈从文(1902-1988) 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刘文典:张狂不羁引风波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
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
钱锺书:年轻辈里“人之龙”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锺书。
钱锺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锺书。钱锺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钱钟书(1910―1998) 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但到1939年夏,钱锺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锺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杨振宁:联大学生多“狂生”
杨振宁 物理学家 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至今,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摘自《民国多少事》谢轶群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