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高的审判机构出结果之后，为何让所有人都没办法？
大理寺，古时的官署名，它的作用类似于如今的最高法院，负责重大案件的审理。以职能性质来说，它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出现，不过当时叫做“廷尉”。北齐时期，该机构称名为“大理寺”，并沿用至今。那么，大理寺为什么叫“寺”？
“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寺”本来就有古代官署名。隋以后沿用，大理之意：“古谓掌刑曰士，又曰理。汉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唐时，大理寺所断之案，须报刑部审批。明代时，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并称为“三法司”；清代时，大理寺改名为大理院，并沿袭至民国时期。
回顾近代史，大理寺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当时最高的审判机构。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大理寺的作用，并且，于洪武十四年，任命李仕鲁为首任大理寺卿，官居正五品，少卿为从五品。担任左右寺丞的官员，则为正六品。洪武二十二年，明朝又对大理寺任职官员进行升阶，大理寺卿由原本的正五品升至正三品，少卿升至正四品，左右寺丞则为正五品。此举背后，恰好说明朱元璋对于大理寺作用的肯定。
他曾如此说道：“大理寺卿，就如同古时的廷尉。唯有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才能口耳相传，流芳百世。今时，朕命你们担任大理寺职，应该推情定法，务必明允，使刑必当罪，才能不辜负朕的期望。”显然，朱元璋看重大理寺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属于国家最后一道审判关口，万不可出现冤假错案。
对于大理寺来说，公平公正审理办案，这是本职之举。“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汔，同署以上于朝。”不过，“推情定法”与“刑必当罪”并不是那么简单做到的。除此之外，“狱以无冤”对于审判官员来说，亦是极大的挑战。由此，朱元璋的选人十分重要，若非能力突出者，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
《梦余录》记载称：吏部尚书蹇义曾担忧大理寺任职人选。他在向宣宗的上书中称：“凡是担任大理寺职务的人，必然需要能力卓著者，挑选官员时，首先，从堂上官精加考。平庸顽劣之辈不可录用，贪婪苛刻者应当按罪论处，其中，若有徇私枉法之人，应鼓励相互纠错举报，以正法纪。”尽管该上书内容，可有效解决大理寺当时的问题，但是，最终并未落实施行。
尤其是在明代中期，大理寺的控制权落入平庸之辈手中，导致冤案错案频出，刑狱不清。这种即属于选人不当，庸官当道，更为严重的是，这类庸官往往对于法律一窍不通，判案审罪全凭主观猜想。许多无辜百姓时常被屈打成招，囚入狱中。其外，论罪不当、重囚称冤者更是数不胜数。当然，并非所有大理寺卿是非不分，期间还是有不少执法严明、公正为民的好官。
如：在仁宗时期，当时的大理寺卿为虞谦，吕升为少卿。两人在任职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凡是法司及四方提交的案件，虞谦都会多次复审，以防出现错案冤案。明代还有一位明辨是非的大理寺卿，名为马森。在任期间，他曾多次碰到存疑案件，选择不予定罪。由于，他的这种执法必严，在百姓心中有着极高的口碑，与刑部尚书郑晓、都御史周廷称为“三平”。
综合来看，大理寺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完成太祖朱元璋的嘱托，最主要还是在于领导者。其外，部分外部因素也会影响到大理寺的判罚。如：在万历时期，大理寺就曾受到朝中权臣的干预。当时，王用汲是大理寺少卿，在任期间，恰好遇到胡槚、龙宗武杀吴仕期案，法司选择把二人流放，然而，王用汲对于此判罚，存有异议。
他觉得：“仕期之死，槚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犯了这样的罪行，却仅是流放之罪，这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现。而且，按照大明法律，二人依罪当斩，妻子为奴，财产充公。神宗觉得王用汲说的很有道理，正欲采纳，却受到阁臣申时行的打断。申时行觉得仕期自毙、宜减等，最终，还是按照流放之罪处置。
可见，当时的刚正官员是无法做到公平公正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在明代中期后，逐渐失势，执法权利则逐渐被另外两司瓜分，平日职能仅剩核阅案卷罢了。清光绪二十四年，大理寺一度并入刑部，旋复旧。清光绪三十二年，改为大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