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纸币——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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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纸币——交子,刚刚问世的时候,还是得到民众的欢迎的。事实上,纸币本来就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裂旅产物。
北宋初年征服富庶的后蜀之后,一面让灭蜀将领掠夺四川的铜钱上贡,一面大量铸造成本更低的铁钱替换四川民间的铜钱。除此之外,宋帝国还下令“禁铜钱入两川”,这当然导致了四川铜钱的严重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北宋官僚为了谋求私利,还上报朝廷说:“四川民众听说用铜钱的形式缴纳税款,欢欣鼓舞,非常高兴”,于是朝廷继续让蜀民交纳铜钱。铜钱在四川早就已经不够了,民众怎么可能希望用铜钱的形式缴税呢?这些官僚之所以睁着眼说瞎话,是因为这么做可以进一步哄抬铜钱的价格,方便他们剥削四川地方财富。他们自己从大宋官府拿到的官俸是铜钱,所以他们趁此机会,把铜钱以溢价百分之三十的高价卖给四川民众。即便如此也还不够,四川民众只好用盗墓、融化佛像的方式获取一点铜铸成钱交税。
这么一来,原本就缺乏铜钱的西蜀的货币当然就更少了,非常不方便商业贸易。所以至晚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之前,西蜀民间已经有不少民众私下用“交子”——即早期的纸币进行交易了。牵头做这件事的,是西蜀本地的豪强富民。
当时交子铺和交子流通兴旺,后世艳称的北宋纸币的种种防伪制度和流通制造,并非帝国官吏发明,而来源于普通的商人富民。当然,这种情况不久就遭到了官府的注意,帝国官吏们要主动来 “为人民服务”了。四川地方官吏一开始借口交子行业存在欺诈、挤兑等金融业必然存在的问题,软硬兼施地关闭四川富民开办的交子铺,并且准备完全废除民间交子行业——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手段很快导致了民众生活的不便。大宋王朝的四川地方官只能一方面承认“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四川缺乏铜钱,不能没有交子,一方面则把交子行业完全纳入到官府的控制之中。民间的智慧于是成为了官方的伟绩。
既然官吏宣称民营交子信用不够,滋生奸弊,那么帝国交子信用如何呢?按照《文献通考》和《宋史·食货志》的说法,大宋帝国一开始还是设立了不少维持交子信用的制度的。帝国规定以三年为一界发行交子,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每界准备三十六万缗的本钱(相当于现代的准备金),这么看起来,似乎也是井井有条的,不过很不幸的是,在发行一周之后,帝国就不再遵守这些制度了。
宋帝国发行第一界交子,是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过了一周之后,就发行了第二界交子,发行额度是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超出原定每界发行额的三倍,不但发行期限违背了,发行额度也违背了。那么准备金的情况如何呢?李攸《宋朝事实·财用》录有一段皇祐三年(1051年)三司使(帝国财政最高长官)田况的奏章:
自天圣元年薛田规划兴办官营四川交子,至今已经有不少官员讲求利害,希望废止这一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沿用已久,难以改革。秦州(今甘肃天水)两次借取交子六十万贯,并没有现钱充作准备金,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最近这笔交子散在民间,难以兑换,这已经是破坏了原有的制度,为弊至深。当地转运司(宋代地方财赋机构)虽然用历年积存的钱还这笔钱,还了五到七年,至今没有还完,让那些官吏造交子,“凭虚无信”,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希望之后不要让秦州再向四川借交子了。
这段奏章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宋代官办纸币——交子不仅仅局限于缺少铜钱的四川地区,已经向其他地方蔓延;第二,这些交子不但并没有遵守帝国原定的发行额度、发行时间发行,而且连准备金都不足,民间持有者难以使用这些纸币兑换为现钱。这还只是官办交子发行前二三十年的情况,后续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四年(1071年),宋帝国在潞州(今山西长治)、陕西推行交子,地方官都认为造成不便无法推行。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第二十二界的交子将要到期,但第二十三界交子已经有不少用出去了,朝廷只好下诏造第二十五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补完第二十三界的交子的数量,于是每界交子法定流通时期事实上都有两界交子行世,纸币的数量骤然增加一倍。于是交子数目过多而金属货币太少,交子价格大为下降。
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四月-1098年五月迟首)及以后,每界交子都要增造,以供帝国在陕西边境购买粮食和募兵所用,少则数十万缗(一缗合一贯,即一千文铜钱),多则数百万缗,从此每界交子的定额也被取消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帝国用兵青海、甘肃,肆旦凳用新交子——钱引支持边境军事支出,比宋仁宗时代的交子发行额度增多二十倍,而交子的价值则自然更加低下了。到了交子换界的年份,就用新交子以一比四的比率换回旧交子——相当于民众手里的交子在一年里贬值了75%。大观二年(1108年)威州(今四川阿坝)知州张持的报告显示,当地票面价值一千的钱引,在市面上的价值不过十分之一。此后钱引价格越来越低,大宋帝国干脆直接换用了新的官方纸币印记,那么盖着旧印记的纸币呢?当然只是过时的文件,不予兑现啦!也有官员认为这个做法是非法的,但结果是被贬谪去了远方。
到南宋,官员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但纸币的快速贬值也是类似的情况。在1168年到1268年这一百年时间里,会子相对铜钱贬值了75%之多,不及其票面价值的20%。
总结:
第一,宋代纸币的发明源于帝国干预造成的不自然的货币短缺。
第二,除了宋初四川的特殊条件下,宋代纸币对民间社会的影响,负面大于正面。
第三,宋代朝廷之所以有利用纸币频繁敛财,还是为了解决困扰有宋一代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给宋帝国政府有带来的巨大的财政问题
北宋初年征服富庶的后蜀之后,一面让灭蜀将领掠夺四川的铜钱上贡,一面大量铸造成本更低的铁钱替换四川民间的铜钱。除此之外,宋帝国还下令“禁铜钱入两川”,这当然导致了四川铜钱的严重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北宋官僚为了谋求私利,还上报朝廷说:“四川民众听说用铜钱的形式缴纳税款,欢欣鼓舞,非常高兴”,于是朝廷继续让蜀民交纳铜钱。铜钱在四川早就已经不够了,民众怎么可能希望用铜钱的形式缴税呢?这些官僚之所以睁着眼说瞎话,是因为这么做可以进一步哄抬铜钱的价格,方便他们剥削四川地方财富。他们自己从大宋官府拿到的官俸是铜钱,所以他们趁此机会,把铜钱以溢价百分之三十的高价卖给四川民众。即便如此也还不够,四川民众只好用盗墓、融化佛像的方式获取一点铜铸成钱交税。
这么一来,原本就缺乏铜钱的西蜀的货币当然就更少了,非常不方便商业贸易。所以至晚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之前,西蜀民间已经有不少民众私下用“交子”——即早期的纸币进行交易了。牵头做这件事的,是西蜀本地的豪强富民。
当时交子铺和交子流通兴旺,后世艳称的北宋纸币的种种防伪制度和流通制造,并非帝国官吏发明,而来源于普通的商人富民。当然,这种情况不久就遭到了官府的注意,帝国官吏们要主动来 “为人民服务”了。四川地方官吏一开始借口交子行业存在欺诈、挤兑等金融业必然存在的问题,软硬兼施地关闭四川富民开办的交子铺,并且准备完全废除民间交子行业——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手段很快导致了民众生活的不便。大宋王朝的四川地方官只能一方面承认“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四川缺乏铜钱,不能没有交子,一方面则把交子行业完全纳入到官府的控制之中。民间的智慧于是成为了官方的伟绩。
既然官吏宣称民营交子信用不够,滋生奸弊,那么帝国交子信用如何呢?按照《文献通考》和《宋史·食货志》的说法,大宋帝国一开始还是设立了不少维持交子信用的制度的。帝国规定以三年为一界发行交子,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每界准备三十六万缗的本钱(相当于现代的准备金),这么看起来,似乎也是井井有条的,不过很不幸的是,在发行一周之后,帝国就不再遵守这些制度了。
宋帝国发行第一界交子,是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过了一周之后,就发行了第二界交子,发行额度是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超出原定每界发行额的三倍,不但发行期限违背了,发行额度也违背了。那么准备金的情况如何呢?李攸《宋朝事实·财用》录有一段皇祐三年(1051年)三司使(帝国财政最高长官)田况的奏章:
自天圣元年薛田规划兴办官营四川交子,至今已经有不少官员讲求利害,希望废止这一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沿用已久,难以改革。秦州(今甘肃天水)两次借取交子六十万贯,并没有现钱充作准备金,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最近这笔交子散在民间,难以兑换,这已经是破坏了原有的制度,为弊至深。当地转运司(宋代地方财赋机构)虽然用历年积存的钱还这笔钱,还了五到七年,至今没有还完,让那些官吏造交子,“凭虚无信”,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希望之后不要让秦州再向四川借交子了。
这段奏章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宋代官办纸币——交子不仅仅局限于缺少铜钱的四川地区,已经向其他地方蔓延;第二,这些交子不但并没有遵守帝国原定的发行额度、发行时间发行,而且连准备金都不足,民间持有者难以使用这些纸币兑换为现钱。这还只是官办交子发行前二三十年的情况,后续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四年(1071年),宋帝国在潞州(今山西长治)、陕西推行交子,地方官都认为造成不便无法推行。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第二十二界的交子将要到期,但第二十三界交子已经有不少用出去了,朝廷只好下诏造第二十五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补完第二十三界的交子的数量,于是每界交子法定流通时期事实上都有两界交子行世,纸币的数量骤然增加一倍。于是交子数目过多而金属货币太少,交子价格大为下降。
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四月-1098年五月迟首)及以后,每界交子都要增造,以供帝国在陕西边境购买粮食和募兵所用,少则数十万缗(一缗合一贯,即一千文铜钱),多则数百万缗,从此每界交子的定额也被取消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帝国用兵青海、甘肃,肆旦凳用新交子——钱引支持边境军事支出,比宋仁宗时代的交子发行额度增多二十倍,而交子的价值则自然更加低下了。到了交子换界的年份,就用新交子以一比四的比率换回旧交子——相当于民众手里的交子在一年里贬值了75%。大观二年(1108年)威州(今四川阿坝)知州张持的报告显示,当地票面价值一千的钱引,在市面上的价值不过十分之一。此后钱引价格越来越低,大宋帝国干脆直接换用了新的官方纸币印记,那么盖着旧印记的纸币呢?当然只是过时的文件,不予兑现啦!也有官员认为这个做法是非法的,但结果是被贬谪去了远方。
到南宋,官员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但纸币的快速贬值也是类似的情况。在1168年到1268年这一百年时间里,会子相对铜钱贬值了75%之多,不及其票面价值的20%。
总结:
第一,宋代纸币的发明源于帝国干预造成的不自然的货币短缺。
第二,除了宋初四川的特殊条件下,宋代纸币对民间社会的影响,负面大于正面。
第三,宋代朝廷之所以有利用纸币频繁敛财,还是为了解决困扰有宋一代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给宋帝国政府有带来的巨大的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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