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总是和回家挂钩。
每逢年关，上百万身在北京的异乡人将要面对“从哪来，回哪去”的问题，于是，买票回家变成了抢票回家。尽管如此，每年我都拼尽全力抢四张往返的票，票是一样的票，只是日期不同。
回家的票两张：一张腊月二十三的、一张腊月二十九；
返京的票两张：一张初四的、一张初十的。
在过年回家这件事儿上，我特别容易犯拖延症。一进腊月，家人的电话几乎保持每日一次的密度，无非是询问回家的时间，具体的乘车方式，是否携带女友以及原因。
终于熬到腊月二十三前夜，我索性把票退掉，顺手接几个拍摄的活儿。与其说用工作来搪塞家人，其实是用忙碌来填补愧疚。
离家返京的日期通常是初四，面对亲戚们的快问快答环节，初十返京对我来讲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日子，但每次订票时，我都怀揣着“今年或许好一些”的美好愿景。
为什么我不愿意过年回家了？
是因为年前袭来的那一大波“亲情短视频”把我思乡的荷尔蒙消耗殆尽了？
还是因为与爸妈争吵后负气返京，内疚给自己造成的二次创伤需要大半年方可愈合，与其这样，相见不如怀念？
我的童年记忆中，过年是一件颇有仪式感的事情。
每年腊月二十五，我们全家都会赶至奶奶所住的乡下。祖上传下来一张直径近两米的大圆桌，大圆桌被拆成四块，奶奶家有一块，大伯、三叔、四叔家各有一块。
年三十晚上，四家十几口人，由大伯举着一挂上千响的炮仗从村口出发，前往祖坟。一路上大家嘴里喊着：“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喽”，我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堂兄妹跑在大部队前面，一边捂着耳朵躲避炮仗，一边学着大人吱吱呀呀的叫喊：“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喽”。
后来才知晓，这里的“爷爷奶奶”指的是“天爷爷、天奶奶和祖爷爷、祖奶奶”。
从祖坟回来后，四家人各自取来大圆桌的其中一块，在奶奶家的院儿中间拼起来。各家端来早已备好的年货摆在桌子上，其乐融融。
12点一过，奶奶从东屋的灶台厨房里传出一盆一盆的饺子，每一盆饺子都得经过三四个人的接龙传递方能到达饭桌，爷爷通常是最后一棒，每一盆饺子在落到餐桌前，爷爷都会将其举过头顶，意思是给老天爷供一供。
此时，大伯带着一群小孩在门外放炮，这预示新的一年开始了，每一家的鞭炮声接二连三的响起，一直持续到天亮。
四家人因为“周”这个姓氏，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守岁，一直到夜里两三点钟才散去。记忆中的那张大圆桌上没有炫耀，没有攀比，没有逼婚，没有计较。只有一张张笑到变形的脸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大家再也没有坐在那张大圆桌上吃饭。去年，我问奶奶，她告诉我：那张大圆桌早在太爷爷去世时便被当成陪葬品埋了，是在我出生前很早的事儿了。我不信，翻遍了院儿里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那张我记得极其清楚的黑色的大圆桌。
后来奶奶告诉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她曾给我讲过那张大圆桌的故事。对此，我依然保留自己曾经见过那张大圆桌的意见。以至于提及过年，我都会给大家分享那张大圆桌的记忆。
如今，大年初一依旧回到奶奶家，只是几家人不会聚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路上碰到，前几年还会驻足寒暄几句。近两年，彼此隔着老远的距离，点头示意一下，各自朝不同的方向离去。
我记忆中的一张张笑脸成了偶遇在胡同里彼此尴尬的脸，我躲在父亲的身后，心里一阵凉……
偶尔来家走访的亲戚，从前几年问询学习成绩、探寻彼此生财之道，到近两年逼问婚姻大事儿，协助在京找工作。
三杯两盏淡酒下肚，怎敌他道德绑架。忍无可忍时，我也从臭脸发展到摔门而去。
其中，最不可忍受的是：婚姻的问题。爸妈通常是以旁敲侧击的战术与我周旋，无非说一些“隔壁家和你差不多大的姐姐都有孩子了，长得可讨人喜欢了”。在亲戚的推波助澜下，“娶媳妇”的内部矛盾升级为“还没抱上孙子”的关乎面子的外部矛盾。
餐桌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尚有招架之力。亲戚走后，一场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过年了都应该快了一些，如果你都不快乐的话，也应该也很快了方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要想一些有意义的人生，这样你不就会快乐，玩家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调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