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推行的新政是什么？
1、清查亏空
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清理令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动了起来。在户部查明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帝责令该部历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赔偿一百五十万，另一百万由户部逐年弥补。
严厉的清查，经过三年，取得相当效果，中央的清理基本结束，一些省区，如直隶、河南、山西等省弥补了亏空。
有些省份虽也获得一些效果，但虎头蛇尾，企图草草了结。雍正帝对此极为不满，下令展限三年，务期彻底搞清，否则重治督抚之罪。
2、耗羡归公
雍正元年，山西巡抚诺敏请求将该省各州县耗羡银全部上缴布政司，一部分用作抵补无着落的亏欠，一部分给官员作养廉银。这是全面实行耗羡提解的办法，雍正帝当即批准实行，并在全国推广山西的做法。
耗羡提解的目的之一，是要制止官吏乱征附加税，降低火耗率，以减轻税民负担。雍正帝对于耗羡率，只许减少，不许增多。他说，如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
耗羡归公后，各地火耗率与实行前发生变化，大多数地区耗羡率降低在正额钱粮的一至二成之间，比原来的高耗羡率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扭转了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情况。
3、摊丁入地
雍正朝摊丁入亩首先提出者是山东巡抚黄炳，他看到人丁逃亡日益严重，于雍正元年六月提出倡议。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发出同样的呼声。
雍正帝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准备以后再办，因而始则责备黄炳“冒昧渎陈”，继而把李维钧奏折交户部讨论。
户部同意李维钧的条陈，雍正帝仍不放心，又让九卿詹事科道共议，有人就摊丁提出疑议，因田亩有大小好坏之别，怕摊得不均。
雍正帝遂命李维钧详细规划具体办法，要做到对国课无损，于穷黎有益。李维钧遵命筹划，准备把地亩分为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不至于好坏地负担轻重不均。
4、士民关系
雍正二年二月，下令革除标志绅衿特权的“儒户”、“宦户”名目，不许他们借此营私不法 [10] 。为此，他颁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士民一体当差。
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发布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次年豫抚田文镜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省。
5、改革主佃关系
雍正五年，田文镜上疏，请将苛虐佃户的乡绅按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则革去职衔。雍正帝提出，他只考虑绅衿欺凌佃户，却没有顾及佃农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问题，命再议论。
雍正十二年加以改定，律文是：“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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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3年，刚继位的雍正决定用一种温柔的办法，遏制帝国官吏的腐败堕落。老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再也没有精力去严格管束全国上下的官员，让他们克己奉公，时刻警醒。
地方官随意加派赋税，中饱私囊，国库的钱粮也被大肆挪用。民怨正在四处积聚。
雍正不得不振作官员们的风纪。他采取的办法是：以国家的名义给他们足够的钱，使官员们不必贪污。他和支持这项改革的大员们相信，当官员们被“养廉银”喂饱之后，就会消弭贪赃的欲望。
于是，在雍正二年（1724），养廉银的政策向全国推广。很快，各级官吏的养廉银标准被大体厘定出来。
根据各地方的收入和事务繁简不同，养廉银的数额也有相应的调整。但一般而言，总督的养廉银约为2万两白银，是法定薪俸的130倍；布政使为1万两左右，按察使为8000两左右，州县长官的养廉银则在1000两到2000两不等。
本着奖励廉洁、能干的原则，力主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山西巡抚诺岷每年有养廉银3万两，推行有功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每年所得养廉银也有2.89万两之多。
这笔钱都是从收归国库的耗羡中开支。在雍正皇帝看来，既然耗羡作为非法之税无法革除，不如承认现实。以前耗羡归地方，所以官员大肆搜刮；现在耗羡归国家所有，存留于地方府库，地方上就失去了加征加派的动力，可以减少百姓的负担。
而拨耗羡“以养州县”，官员们有了养廉银，也不必为生活所迫，去遵从种种陋规甚至违法。对这一项改革，他不无自得地评价道：“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通权达变之善策”。
雍正的改革确实发挥了作用。康熙晚年，各省财政都出现亏空。富庶的江苏省欠库银居然多达881万两，是全省两年半的田赋；中央的户部存储的白银只有800万两。
耗羡归公之后，各地亏空逐渐补足，国库的存银则积累到6000多万两。至于吏治，也确实比康熙时大有好转。
魏源评价说：“（有此收效）全仗雍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雍正皇帝设立养廉银，希望用丰厚的收入喂饱官员，而不必再贪污敛财。
然而对贪官污吏的打击松懈之后，养廉银反倒使官僚们的贪欲水涨船高。 但是，雍正一朝吏治好转不仅仅因为高薪养廉。
在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在严厉整饬官场，一年查处的贪渎官员就多达数百，以至于在雍正三年，浙闽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参、恐至无人办事”。
皇帝整饬吏治之严厉，地方大员都感到有点用力过猛。雍正皇帝在位时，可以用皇帝的权威去推动，但是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中，这样严格而费力的治国之道，就不免被懒惰和懈怠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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