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什么会在赤壁之战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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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对此,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有很好的总结。我们知道,本来,曹操的优势是很明显的。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不敢与之争锋,有政治上的优势;第二,曹操夺得荆州,威震四海,许多人闻风丧胆,有心理上的优势;第三,曹操南下,势如破竹,军心振奋,以新胜之军战丧胆之师,有气势上的优势;第四,曹操兵力数倍于孙刘联军,有军事上的优势。张先生的书里面说的就是这四条。那么,曹操为什么还是败了呢? 也有几个原因。根据张先生的分析,也参考其他学者的观点,我认为,主要是战略有误。也就是说,曹操似乎没有明确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是夺取荆州,还是夺取江东?是消灭刘备,还是连孙权也一起干掉?现在看来,似乎是后者,或兼而有之,总之是不明确。其实,曹操的胃口不该这么大。他应该把他的战略目标锁定在荆州和刘备。如果是这样,他的做法就应该是在当阳大败刘备后,乘胜追击,赶在刘备逃往夏口之前将其一举歼灭,说不定连鲁肃也一起俘虏了。即便不能消灭刘备,也可以把他堵在路上,隔断他和江东的联系,逼他南下投奔苍梧。那样一来,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然而不知为什么,曹操竟放过刘备,掉转头来直扑江陵。其实江陵那些军需物资完全可以留给后续部队去解决。刘琮已经投降了,襄阳已在手中,江陵岂非囊中之物?放刘备可是放虎归山。不过,也还不要紧。这时,曹操也仍然可以在稍事停留后,即马不停蹄迅速东进,急破刘备与孙刘联盟形成之前。要知道,这事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只要孙、刘不联盟,单单消灭一个刘备,曹操的力量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曹操却在江陵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两个月。当然,这时他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安顿荆州吏民,包括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文聘为江夏太守,释放被刘表囚禁的韩嵩,封蒯越等十五人为侯。这些工作也是要做的。但既然如此,就该接受贾诩的建议,干脆用怀柔政策使江东臣服。可是他不。在江陵停留了不长不短的两个月后,又匆匆东进了。在这里,事情坏就坏在“不长不短”这四个字上。如果停留的时间短,孙、刘的联盟就还没形成,曹操的敌人就只有刘备一个;停留的时间长,战争的准备就更充分,作战的时间也更合适。比如在来年开春以后再进军赤壁,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麻烦了。 曹操甚至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自己留在江陵,另派大将率军进攻夏口,把夏口拿下,或者把守在夏口。我们知道,当时刘琦在夏口,手上有一万人;关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万人。刘备兵败当阳后,无法再去江陵,遂“斜趋汉津”(汉津是一个渡口,在今湖北省荆门境内),和前来接应的关羽会合,渡过了沔水,又遇到江夏太守刘琦,一起到了夏口。这个时候,曹操如果以那五千轻骑兵去打刘备,是有风险的。但是,派大军(步兵和骑兵)从襄阳出发,或者从江陵出发去打,则是可能的。至少,大军压境于夏口,对孙权集团就是威慑。那时候,不要说张昭他们,就连孙权自己,态度恐怕都会变。 其实一开始曹操就应该以陆军为主力,走陆路向东挺进,扼江两岸,寻找合适的战场。曹操的陆军是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水军却问题多多。自己训练的没有战斗经验,荆州投降的又离心离德。这样的队伍,怎么可以做先锋队,又怎么可以做主力军? 就算这些都没做,或者都错了,曹操也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当他的部队在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遇到疾病的时候,立即停下来,甚至退回江陵。留在巴丘,孙刘联军会不会迎上来,这不好讲;但退回江陵,这场战争肯定可以避免。可以说,曹操是一错再错。 那么,身经百战又老谋深算的曹操为什么会犯这么多错误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上的骄傲轻敌”,并说这是史家共识。这是有道理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孙刘联盟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总认为孙权会像公孙康那样,把刘备的人头送来。但他没有想到,孙权不是公孙康,此时也不是彼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说,曹操之所以能够荡平北方,就因为诸侯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孙、刘两家。这两家要是再不团结,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孙刘联盟,那是势在必行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曹操之败,在于轻敌;孙刘之胜,在于联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至于曹操没有看出黄盖是诈降,没有想到冬天也会刮东南风,都是小问题了。 此外,曹操的失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老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在《论赤壁之战里的周瑜、诸葛亮、张昭》一文中列了一个年龄表。他说,赤壁之战这一年,孙权二十七岁,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鲁肃三十七岁,曹操五十四岁。因此吴晗先生说,这一仗不但是弱的打败了强的,被攻的打败了进攻的,哀兵打败了骄兵,而且是“青年打败了老将”。其实吴晗先生少算了一个人,那就是刘备,四十七岁。但即便加上刘备,孙刘联军这边,统帅的平均年龄也只有三十四岁,正好是周瑜的年龄。周瑜是孙刘联军的总指挥。所以,赤壁之战也可以说是周瑜打败了曹操,三十四岁的打败了五十四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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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军在乌林遭致溃败的主因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主要原因何在?周瑜在战前有预见。他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马无草料,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云云。这就是说,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等等。
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战船,是其水军葬身火海的主要原因
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其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这就诱发了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却写成是诸葛亮、周瑜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而《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当然,要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的船只首先化为灰烬。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就是讥讽周瑜因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可是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设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决战之日会陡起东南风。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在大江中自行逃散,不至于被殃及。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不利的一面所导致。可见在战前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接船舰之策的某一位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
不仅此也,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时谋士贾诩就曾谏阻。《魏志•贾诩传》写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他写道:“于是韩、马之徒,尚狼顾左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何抚安之得行?”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两个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但我则认为是流行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春之际,且一经爆发,传播极其迅速,而且大多数病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必死无疑。按《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可见意外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主要原因何在?周瑜在战前有预见。他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马无草料,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云云。这就是说,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等等。
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战船,是其水军葬身火海的主要原因
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其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这就诱发了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却写成是诸葛亮、周瑜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而《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当然,要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的船只首先化为灰烬。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就是讥讽周瑜因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可是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设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决战之日会陡起东南风。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在大江中自行逃散,不至于被殃及。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不利的一面所导致。可见在战前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接船舰之策的某一位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
不仅此也,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时谋士贾诩就曾谏阻。《魏志•贾诩传》写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他写道:“于是韩、马之徒,尚狼顾左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何抚安之得行?”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两个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但我则认为是流行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春之际,且一经爆发,传播极其迅速,而且大多数病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必死无疑。按《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可见意外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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