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争议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大利亚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刘刚称此图绘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是一张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名称为《天下全舆总图》。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2002年在云南大学开幕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英国人孟席斯（GavinMenzies）作了题为《郑和是环球航海第一伟人》的主题报告 ，提出“郑和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等观点孟席斯在报告中从4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美洲大陆不是欧洲人发现的。郑和船队的世界地图的精确绘制时间是1423年，早于欧洲人的航海发现。欧洲探险者启航前，地图上已经有了他们前往的国家和地区，绘制精确并且标明了航程，哥伦布、D．C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人的日记能证明这一点。欧洲探险者使用的地图，如“皮里·雷斯”地图，早在他们到达南极洲400年前就问世了，上面绘出了南谢特克岛及南三明治岛等。
其次，郑和从1405——1433年间7次远航，1430年出版的《异域图志》中画有各大洲特有的动物，如印度的狮子和大象、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南美的犰狳、美洲豹和磨齿兽；郑和南下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刻有经度和纬度的石碑。孟席斯指出，当时中国已有了600年航海史，只有中国有实力派出规模庞大的船队对世界地理进行探测，精确探测经纬度，为“皮里·雷斯”、“康提诺”等著名地图的绘制者们提供了必需的资料。未遭破坏的中国地图、航海图如“康尼多图”标识了东非、南非和西非，“台湾瓷器图”标识了澳大利亚等；1420－1430年间中国的航海指南和星象图如《吴裴志》绘制的星象，也证明了中国人曾到达过南美、澳大利亚、爪哇等地。
第三，远东、印度洋、非洲、北美和大西洋海岸、南澳大利亚等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发现有中国人或亚洲人，而上述地区的土著人对欧洲人到来之前，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亚洲人有大量描述，这些区域发现了有中国特征的沉船遗骸、瓷器、陶器，以及人工制品、石头建筑等等。第一批到达美洲的欧洲人发现了提取染料、制铜、采矿等中国常见、而当时世界领先的技术，并且发现了亚洲特有的动植物。
第四，DNA分析发现加利福尼亚、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土著人中有可能含有中国人的DNA，而美洲各民族中都发现只有中国和东南亚才有的病症。孟席斯说，上述证据表明，1421年3月－1423年10月，四支中国大型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这些船队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定居在马来西亚、南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中国人（郑和船队）最先发现并定居美洲新大陆，并绘制了世界地图。
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造船术、航海技术等中华文明，不可否认的成为人类历史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孟席斯是2000年3月15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演讲时首次提出这一观点的，此后掀起了全球郑和研究的热潮。这一学说发表后，来自世界各地支持他论点的证据大批寄到他的研究室。
孟席斯在云南大学的报告持续了1个半小时，他播放了幻灯片，所列证据多达28页，比3月在伦敦公开了更多的证据。并向一些参会代表赠送了他的新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部分与会的中国学者如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特约研究员刘达材、云南师范大学马超群教授开始认可孟席斯的观点。 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为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开辟了道路。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