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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特征
《汉书?艺文志》对于诸子的起源有过清楚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不难看出，这些学派的起源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上都起源于官。这些官虽然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目的与功能都不外乎道德问题。
《大戴礼记》中说:“古之卿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礼,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智。”这表明，“司徒”等官职在尧舜时期就已经设立，“道、德”治理在五帝时期就成为政治的主轴。
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上溯其祖根，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以原始“易学”为标志)，成形于黄帝的“法道文化”(以马王堆出土《黄帝四书》内容为标志)，成熟于老子创立的“道德文化”(以《道德经》为标志)，她们共同组成“以易阐道、以法论道、以德证道”三部曲，为诸子百家之源头，为中华文化之发祥，非常完美地构成中华道德文化大系统。老子创立的“道德文化”对他以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百家之祖”。所以，中华文化从本质来讲是道德教化的文化，道德回归、道德熏陶、道德实践、道德修养、道德传播等，几乎是中华文化精神与内容的缩影。
二、道德文化的基本价值
(一)自觉忧患。内修道德，见微知著，具有高度的预见性、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叫做自觉。将自觉常态化，成为心灵深处亘古回荡的警钟，则为自觉意识。大众自觉意识的培养是社会、企业与个人规避风险的基石。
《周易》中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识说，一个富有道德修养的人，应当终日不懈地自觉激励，晚上也要戒惧警省，这样即使有祸端也能避免。老子认为：“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意思说，在矛盾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提前介入，在乱象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预先治理。把自觉意识贯穿始终，就不会有失败了。在道德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涌现了大量具有自觉意识的精英，他们前瞻性地运筹帷幄，先觉地勘破迷雾，自由通达。如诸葛亮《隆中对》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刘伯温《时务十八策》谋定大明天下……精英们从不在危难中缺位。中国的新一轮再发，需要人民的精英，更需要精英的人民。精英意识能否复制、普及为群英团体，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自信自强。自信是什么？它是一种轩昂的底气，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就有了正气而无傲慢；以文明沉淀为内涵，就有了厚实而无浮华；以民族认同为标识，就有了尊严而无自卑；以中华复兴为责任，就有了振作而不颓废。中华文化的自信一开始就站在道德关怀和天下主义的制高点上，把自我心灵修养(内天下)的抱负，扩充到世界和谐大同(外天下)的责任。
西方文化从苏格拉底开始，目光从自然中心转到自我中心，到今天泛滥成个人贪欲。现代西方文化的自觉意识，更多的是通过征服自然满足自我物欲的意识。西风日渐，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如何提升全民素质，规避道德沦丧是非常迫切的课题。西方炫耀“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荒谬逻辑，建立在强劲军事、经济实力上的西方文化，以浮华耀眼的优越感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自信危机。西方科技和经济单纯发展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恶果正逐渐显现，这种“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达尔文主义的模式成本过于高昂，不值得效法。
(三)睿智清醒。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即宁静沉思)才能产生智慧”，他特别重视在心灵美德基础上培养智慧。恩格斯最崇拜、欣赏的品德和机智兼备的军事家——亚历山大就出自他的门下。
《淮南子》中说：“执元德于心而化驰若神。”意思说，只有心修道德，才能产生自由驰骋于万事万物的大智慧。老子说：“前识者，道之而愚之首也。”意思说，浅表层的智力，仅是思想的外在光华，看似鲜亮实则愚昧的开端。如果失去道德修养的支撑，智与慧的开发不同步，听凭后天智力的单向发展，那么属于慧心的潜意识与预见性、创造性思维和灵感将难以透发，慧心也容易被蒙蔽。大智慧的精髓是“内求法”。中医学认为，肾脏蕴藏着支撑智力活动的能量，又称为“智德”和肾气，而肾又生精，精气上行补充于大脑，大脑与心灵相通，智力与慧性互补，一旦“肾精虚损”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的病理表现。凡被酒色淘空了的身躯，智慧之光必会消磨。
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正需要静下心来睿智地重新布局和盘活新的增长点。我们的干部和企业主如果沉湎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同样会磨损锐气，耗散智慧。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第二次机遇》中反思：“谁要扮演当今全球的领袖角色，都需要有一种能够把握世界时代精神的本能。”人文是心灵之灯，儒雅是交流的润滑剂，隽永的智慧既可以使个体、团体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成本降低、资源得到高效整合及实现良性循环，还可以使我们肩负起引领人民克服各类艰难险阻的使命。
(四)勇担责任。在生物世界中,生物圈的分布格局呈金字塔形，层级越高，数量越少。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生物所起的作用最大，因为高端生物不仅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源最多，而且它们的微小变动将引发其他生物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最大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最大。
老子认为，人类对待自然的责任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违”(始终遵循自然规律，竭力保持生态平衡而不敢有所违背)；对待同伴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圣人，心胸宽广而没有私心，始终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里)；对待国家社会的责任是“执一以为天下牧”(从道德的高度教化人民，统领社会与国家)。从而告诫：敬畏自然，共同呵护生存环境；效法圣人，一起维系人际和谐；以道德为最高宗旨，净化社会风气，规范大众行为。
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由于长期在水中劳作，腿上的汗毛磨光了，脚趾甲脱落了，腰以下的肌肉都溃烂生虫了。以至于人们感慨：“微禹，吾其鱼乎！”意思说，要不是有大禹，我们现在早已变成鱼虾了。他的丰碑建立在大地之上，后世的人称国土为“禹域”，就是对大禹最好的纪念。身处战国的乱世中，孟子说：“如果想以道德来安抚治理天下，在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可以肩负这个责任呢？”中华兴衰，我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大国崛起大志向的外在显示和担当，从个人生存价值向国家社会经济进步共同的责任价值转变，从而在个人与全局、人与区域人、人与大自然之间传播持久的关怀和大爱。
(五)合作共赢。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人的机体与精神“形神合一”，所以人体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人体依赖“天人、形神”两大生态系统而获得健康，我国的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成功同样依赖两大“生态系统”：这里的“天人”是人与自然资源的生物链，这里的“形神”则是经济人与经营模式的关系链。在区域性合作的世纪，共生共赢及合作发展才是可行的路径，而独占和单打与信息共享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所以，所有行业企业理应放弃剑拔弩张的冲动，放弃非理智的恶性竞争，杜绝杀鸡取卵的同行压价，避免一窝风的重复经营，相互容忍地生活在“生态系统”共同的屋檐下。
《易经》中的“比卦”就蕴涵亲密团结、真诚合作的深意。老子说“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谓玄德。”意思说：对创造的成果并不独自占有，对事业的发展并不唯我主宰，这样的合作关系才最为稳固，因为它的核心价值观是“玄德”——高尚无私的品德。老子不仅把市场利益视为生态资源，不允许个人擅自霸占，而且进一步把合作成果以及合作本身视为自然生态，恢复它公正独立、平衡共享的道德属性，告诫合作者和竞争者要从属、臣服于这个生态系统，遵循“天下为道” 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让生态系统隶属、沦落于人的私欲。即以敬畏心对待同类和生态、以“玄德”观巩固利益资源和合作态势。
将互利精神引进经济领域，制定道德约束，功利性的商业活动和资本运作才会恢复智慧、理性与温情。在一个经济体系里，经济行为主体把求自身利益与交换对方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这也符合“经济最优化”的现代经济学规律。
(六)真情包容。高尚无私的德，是万物最大的公约数，德越淳厚，就越具有承载性和包容性，显示出的情感就越真切无私。
究竟如何才能具备这种承载性和包容性呢？老子说：“江海之所以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王。”意思说：大江大海之所以能浩淼深渊，是因为它们善于居于下位，始终把自己摆得低低的，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涓涓细流，成为水中的王者。历史上，周文王以“握发吐哺”的精神实行仁政，使天下诸侯和贤士竞相归附，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正应了老子的一句话：“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意思说：有德的人，他自然具备包容心和真感情，即使他走在前面，那是他引领大众迈向真善美的和谐之境，对百姓丝毫不构成伤害；即使他居于尊贵的位子，那是他勇担服务大众的职责，肩负天下和平、众生幸福的重任，对百姓丝毫不构成压力。所以天下都无法与此相争。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道德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建
(一)道德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兴衰
中华文明历史的沉浮就是一部道德文化的兴衰史，天下有道，则国家昌明；天下无道，则国家混乱。汉代道学的兴起，客观上促进道德文化的传播，唐代以“清静无为”为国策，从而形成百国来朝、四海宾服的道德文化鼎盛局面。宋辽金元时期，四百余年间，道德文化进入了一个迟缓的发展变革的新阶段。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统治者对道德文化徒用其表，外有异族入侵，内因理学禁锢，由汉唐所积累的道德资源“莫之能守”，与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道德文化步履惟艰。后儒在宋明时期的自我拔高和不断僵化，偏离了道德文化的主线，故步自封，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为“西强中弱”长期格局的形成种下苦果。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文化的物欲主义影响下，非道德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事实证明，西方的弊端日见深重，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的代表人物不约而同地把探索、欣赏和崇拜的目光投向东方的老子、孔子，绝非偶然。我们要深入研究学习中华根文化，发扬道德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树立自身的道德信仰；要大力传播道德文化，推动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修养，努力发挥道德文化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功用。
(二)道德文化是价值体系不断成熟的最重要元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期”，他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现在看来，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国的老子、孔子及其门生的的作中出现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并发展延续下来，直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人类的价值体系开始进化，在与旧价值体系激烈冲突的过程中，新价值体系发展起来，这期间经过了许多曲折，经过多少代人的传承发展，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汇聚融合，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上升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再经过长期执政的考验，最终形成了科学理性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类的历史便是这种价值体系的成长史，这同时也是人性与兽性冲突的历史，是丛林法则与和谐法则冲突的历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的理想的忠实继承和最终实现，是人类进化过程的共同精神遗产。
从轴心期开始到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2500年的历史即是人的诞生成长期。直到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在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中，新的价值体系长出了主干，直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价值体系成型，人性趋向成熟。
(三)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文化同源性
李约瑟先生曾经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大文豪郭沫若还专门写了一篇《马克思进孔庙》，马克思描绘成孔子的学生。郭沫若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他们的对话幽默诙谐又令人深省。
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元帅就公开表示过：他之所以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因为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
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实践家，他的道德观曾批判性地汲取了基督教神学道德观、黑格尔唯心主义道德观、康德自律论伦理观、费尔巴哈观点等诸多观点的有益部分，最终确立了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又具有区别于其它意识形式的特殊本质和规定性，从而使道德成为凭借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来把握现实世界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道德本质观，为我们研究当今社会的错综复杂的道德文化现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中，与老子《道德经》的辩证观有许多接近性，来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都曾对老子的辨证观大为赞赏。道德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到人与自然关系都是相通的。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伴随而来的社会改革，需要我们架通中国道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桥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及时将道德文化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相结合，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国崛起有力的力量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我们今天研究和探索道德文化，就是要以文化传播和道德觉醒的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增加丰厚的养分。
《汉书?艺文志》对于诸子的起源有过清楚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不难看出，这些学派的起源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上都起源于官。这些官虽然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目的与功能都不外乎道德问题。
《大戴礼记》中说:“古之卿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礼,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智。”这表明，“司徒”等官职在尧舜时期就已经设立，“道、德”治理在五帝时期就成为政治的主轴。
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上溯其祖根，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以原始“易学”为标志)，成形于黄帝的“法道文化”(以马王堆出土《黄帝四书》内容为标志)，成熟于老子创立的“道德文化”(以《道德经》为标志)，她们共同组成“以易阐道、以法论道、以德证道”三部曲，为诸子百家之源头，为中华文化之发祥，非常完美地构成中华道德文化大系统。老子创立的“道德文化”对他以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百家之祖”。所以，中华文化从本质来讲是道德教化的文化，道德回归、道德熏陶、道德实践、道德修养、道德传播等，几乎是中华文化精神与内容的缩影。
二、道德文化的基本价值
(一)自觉忧患。内修道德，见微知著，具有高度的预见性、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叫做自觉。将自觉常态化，成为心灵深处亘古回荡的警钟，则为自觉意识。大众自觉意识的培养是社会、企业与个人规避风险的基石。
《周易》中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识说，一个富有道德修养的人，应当终日不懈地自觉激励，晚上也要戒惧警省，这样即使有祸端也能避免。老子认为：“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意思说，在矛盾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提前介入，在乱象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预先治理。把自觉意识贯穿始终，就不会有失败了。在道德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涌现了大量具有自觉意识的精英，他们前瞻性地运筹帷幄，先觉地勘破迷雾，自由通达。如诸葛亮《隆中对》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刘伯温《时务十八策》谋定大明天下……精英们从不在危难中缺位。中国的新一轮再发，需要人民的精英，更需要精英的人民。精英意识能否复制、普及为群英团体，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自信自强。自信是什么？它是一种轩昂的底气，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就有了正气而无傲慢；以文明沉淀为内涵，就有了厚实而无浮华；以民族认同为标识，就有了尊严而无自卑；以中华复兴为责任，就有了振作而不颓废。中华文化的自信一开始就站在道德关怀和天下主义的制高点上，把自我心灵修养(内天下)的抱负，扩充到世界和谐大同(外天下)的责任。
西方文化从苏格拉底开始，目光从自然中心转到自我中心，到今天泛滥成个人贪欲。现代西方文化的自觉意识，更多的是通过征服自然满足自我物欲的意识。西风日渐，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如何提升全民素质，规避道德沦丧是非常迫切的课题。西方炫耀“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荒谬逻辑，建立在强劲军事、经济实力上的西方文化，以浮华耀眼的优越感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自信危机。西方科技和经济单纯发展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恶果正逐渐显现，这种“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达尔文主义的模式成本过于高昂，不值得效法。
(三)睿智清醒。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即宁静沉思)才能产生智慧”，他特别重视在心灵美德基础上培养智慧。恩格斯最崇拜、欣赏的品德和机智兼备的军事家——亚历山大就出自他的门下。
《淮南子》中说：“执元德于心而化驰若神。”意思说，只有心修道德，才能产生自由驰骋于万事万物的大智慧。老子说：“前识者，道之而愚之首也。”意思说，浅表层的智力，仅是思想的外在光华，看似鲜亮实则愚昧的开端。如果失去道德修养的支撑，智与慧的开发不同步，听凭后天智力的单向发展，那么属于慧心的潜意识与预见性、创造性思维和灵感将难以透发，慧心也容易被蒙蔽。大智慧的精髓是“内求法”。中医学认为，肾脏蕴藏着支撑智力活动的能量，又称为“智德”和肾气，而肾又生精，精气上行补充于大脑，大脑与心灵相通，智力与慧性互补，一旦“肾精虚损”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的病理表现。凡被酒色淘空了的身躯，智慧之光必会消磨。
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正需要静下心来睿智地重新布局和盘活新的增长点。我们的干部和企业主如果沉湎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同样会磨损锐气，耗散智慧。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第二次机遇》中反思：“谁要扮演当今全球的领袖角色，都需要有一种能够把握世界时代精神的本能。”人文是心灵之灯，儒雅是交流的润滑剂，隽永的智慧既可以使个体、团体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成本降低、资源得到高效整合及实现良性循环，还可以使我们肩负起引领人民克服各类艰难险阻的使命。
(四)勇担责任。在生物世界中,生物圈的分布格局呈金字塔形，层级越高，数量越少。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生物所起的作用最大，因为高端生物不仅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源最多，而且它们的微小变动将引发其他生物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最大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最大。
老子认为，人类对待自然的责任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违”(始终遵循自然规律，竭力保持生态平衡而不敢有所违背)；对待同伴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圣人，心胸宽广而没有私心，始终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里)；对待国家社会的责任是“执一以为天下牧”(从道德的高度教化人民，统领社会与国家)。从而告诫：敬畏自然，共同呵护生存环境；效法圣人，一起维系人际和谐；以道德为最高宗旨，净化社会风气，规范大众行为。
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由于长期在水中劳作，腿上的汗毛磨光了，脚趾甲脱落了，腰以下的肌肉都溃烂生虫了。以至于人们感慨：“微禹，吾其鱼乎！”意思说，要不是有大禹，我们现在早已变成鱼虾了。他的丰碑建立在大地之上，后世的人称国土为“禹域”，就是对大禹最好的纪念。身处战国的乱世中，孟子说：“如果想以道德来安抚治理天下，在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可以肩负这个责任呢？”中华兴衰，我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大国崛起大志向的外在显示和担当，从个人生存价值向国家社会经济进步共同的责任价值转变，从而在个人与全局、人与区域人、人与大自然之间传播持久的关怀和大爱。
(五)合作共赢。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人的机体与精神“形神合一”，所以人体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人体依赖“天人、形神”两大生态系统而获得健康，我国的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成功同样依赖两大“生态系统”：这里的“天人”是人与自然资源的生物链，这里的“形神”则是经济人与经营模式的关系链。在区域性合作的世纪，共生共赢及合作发展才是可行的路径，而独占和单打与信息共享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所以，所有行业企业理应放弃剑拔弩张的冲动，放弃非理智的恶性竞争，杜绝杀鸡取卵的同行压价，避免一窝风的重复经营，相互容忍地生活在“生态系统”共同的屋檐下。
《易经》中的“比卦”就蕴涵亲密团结、真诚合作的深意。老子说“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谓玄德。”意思说：对创造的成果并不独自占有，对事业的发展并不唯我主宰，这样的合作关系才最为稳固，因为它的核心价值观是“玄德”——高尚无私的品德。老子不仅把市场利益视为生态资源，不允许个人擅自霸占，而且进一步把合作成果以及合作本身视为自然生态，恢复它公正独立、平衡共享的道德属性，告诫合作者和竞争者要从属、臣服于这个生态系统，遵循“天下为道” 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让生态系统隶属、沦落于人的私欲。即以敬畏心对待同类和生态、以“玄德”观巩固利益资源和合作态势。
将互利精神引进经济领域，制定道德约束，功利性的商业活动和资本运作才会恢复智慧、理性与温情。在一个经济体系里，经济行为主体把求自身利益与交换对方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这也符合“经济最优化”的现代经济学规律。
(六)真情包容。高尚无私的德，是万物最大的公约数，德越淳厚，就越具有承载性和包容性，显示出的情感就越真切无私。
究竟如何才能具备这种承载性和包容性呢？老子说：“江海之所以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王。”意思说：大江大海之所以能浩淼深渊，是因为它们善于居于下位，始终把自己摆得低低的，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涓涓细流，成为水中的王者。历史上，周文王以“握发吐哺”的精神实行仁政，使天下诸侯和贤士竞相归附，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正应了老子的一句话：“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意思说：有德的人，他自然具备包容心和真感情，即使他走在前面，那是他引领大众迈向真善美的和谐之境，对百姓丝毫不构成伤害；即使他居于尊贵的位子，那是他勇担服务大众的职责，肩负天下和平、众生幸福的重任，对百姓丝毫不构成压力。所以天下都无法与此相争。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道德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建
(一)道德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兴衰
中华文明历史的沉浮就是一部道德文化的兴衰史，天下有道，则国家昌明；天下无道，则国家混乱。汉代道学的兴起，客观上促进道德文化的传播，唐代以“清静无为”为国策，从而形成百国来朝、四海宾服的道德文化鼎盛局面。宋辽金元时期，四百余年间，道德文化进入了一个迟缓的发展变革的新阶段。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统治者对道德文化徒用其表，外有异族入侵，内因理学禁锢，由汉唐所积累的道德资源“莫之能守”，与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道德文化步履惟艰。后儒在宋明时期的自我拔高和不断僵化，偏离了道德文化的主线，故步自封，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为“西强中弱”长期格局的形成种下苦果。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文化的物欲主义影响下，非道德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事实证明，西方的弊端日见深重，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的代表人物不约而同地把探索、欣赏和崇拜的目光投向东方的老子、孔子，绝非偶然。我们要深入研究学习中华根文化，发扬道德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树立自身的道德信仰；要大力传播道德文化，推动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修养，努力发挥道德文化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功用。
(二)道德文化是价值体系不断成熟的最重要元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期”，他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现在看来，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国的老子、孔子及其门生的的作中出现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并发展延续下来，直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人类的价值体系开始进化，在与旧价值体系激烈冲突的过程中，新价值体系发展起来，这期间经过了许多曲折，经过多少代人的传承发展，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汇聚融合，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上升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再经过长期执政的考验，最终形成了科学理性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类的历史便是这种价值体系的成长史，这同时也是人性与兽性冲突的历史，是丛林法则与和谐法则冲突的历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的理想的忠实继承和最终实现，是人类进化过程的共同精神遗产。
从轴心期开始到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2500年的历史即是人的诞生成长期。直到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在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中，新的价值体系长出了主干，直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价值体系成型，人性趋向成熟。
(三)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文化同源性
李约瑟先生曾经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大文豪郭沫若还专门写了一篇《马克思进孔庙》，马克思描绘成孔子的学生。郭沫若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他们的对话幽默诙谐又令人深省。
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元帅就公开表示过：他之所以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因为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
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实践家，他的道德观曾批判性地汲取了基督教神学道德观、黑格尔唯心主义道德观、康德自律论伦理观、费尔巴哈观点等诸多观点的有益部分，最终确立了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又具有区别于其它意识形式的特殊本质和规定性，从而使道德成为凭借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来把握现实世界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道德本质观，为我们研究当今社会的错综复杂的道德文化现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中，与老子《道德经》的辩证观有许多接近性，来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都曾对老子的辨证观大为赞赏。道德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到人与自然关系都是相通的。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伴随而来的社会改革，需要我们架通中国道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桥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及时将道德文化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相结合，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国崛起有力的力量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我们今天研究和探索道德文化，就是要以文化传播和道德觉醒的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增加丰厚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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