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精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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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智慧的精髓。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创造性转化的支点。
问题的缘起。在中国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这样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
太极图。太极图以其蕴藏中国哲学思维博大精深的内在矛盾,几千年来令无数人玩味沉思不已。
其中的奥秘正在于它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富深刻的意蕴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灵魂。对“易”与“和”两大精神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本文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解剖分析,从中综合创新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正是尝试从宏观文化背景入手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造找
到一个坚实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或许能契合这一时代的主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并将给世界以中国古老智慧的现代启迪。
.“易”思维。“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变化这一自然大象循环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交互变化。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二象轮回转化,共维系在一个整体大循环圈中;(2)大易流行、“生生之为易”,矛
盾双方处于永不停息的运转之中;(3)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阴阳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态中的平衡;(4)阴阳互感,天人分合,主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统一。以上四重涵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网络天文、地理、生命、社会的大易流行、阴阳转化的本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易”思维——“易”的阴阳转化论。
“和”思维。“和”的概念不同于其现代的意义,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辞源》里“和”就有“调”、“顺”、“谐”、“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传统思维中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的范畴。最先载于哲学史的“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即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如“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国语·郑语》)。在古代思想论战中,就出现了“和同”之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和”思维的发端。在其演化中可有以下四重涵义:(1)和谐,阴阳矛盾双方对立中的统一,促成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2)调和,使不同的因素相协调相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强调“适度中节”、“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合一”与“阴阳之序”,是变易的矛盾双方运动转化的目标与归宿,相反相成,相竞相用的结果合归于新的统一体。以上意义的挖掘使我们对“和”的内涵有了较全面的理解,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使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谐”、“调和”、“中和”、“和合”思想可以说抓住了“和”的本质,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的光辉命题,开始了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论争。后来晏婴进一步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四十二章)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也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荀况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的观点,并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王制》)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易经》中兑
卦第二爻爻辞为“和兑,吉”;《易传》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思想。到《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进而由“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倡导一种“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这可以说是将“和”单独提升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 “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仲尼燕
居》)的“贵和”精神,强调“和”的大用。究其根本,乃是强调“和”的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定格成“天人感应”的大一统体系。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整个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辩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字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共和”的古典义是指“相与和而共政事”,其现代义是指政治民主),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这种传统“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渗入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矛盾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并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行事。
传统“和”思维由来已久,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自足自适的农业经济和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正是这种深厚的小农意识和宗法观念也促成了“和”思维的确立。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形成了稳定保守、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不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吗?封建的政治经济巩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地位和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以家族为核心家国同构而展开了一系列日常伦理规范,这又为“和”思维的形成铺设了现实生活的温床。从此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就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和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甚至在西方思潮盛行的现当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树立的今天,中国传统“和”思维与“易”思维一样依然根深蒂固,牢牢地渗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成为真正独具中国特色的矛盾整合观。
“易和”哲学。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地综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命题。显然,功夫全在于辩证综合与创新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核心都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继往开来、综合创新传统文化。在此,我提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也是整理国故,想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宏观文化背景入手所做的一种尝试。通过以上的解剖分析,我们得知“易”与“和”确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思维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动变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与“和”思维的动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与创新。将“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有机结合,从而可以综合创新出一种矛盾化合论——“易和”哲学。“易和”哲学的提出,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换的思维支点,以此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伟大复兴。
(1)从创建的本体论上看,“易和”哲学以客观实在实存之宇宙“太极”作为理论前提与出发点,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这样一个矛盾系统。从宇宙大化流行开始,“易”为实存之“太极”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生命的运行历程;和”为实存之“太极”的“体用不二”载体,承载着无限燃烧的宇宙大生命之活火,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维系者和目标,于是乎从中演易出生命世界,天人分合,主客互动,在相互对象化中和谐运转。
(2)从创建的发展观上看,“易和”哲学主要由“易”思维来发动,由“和”思维来维持。
宇宙大化的演易,太极分阴阳,阴阳对立转化,围绕着“和”的框架来流变,彼此消长,在“易”的推动下,从量变到质变,经由否定性的变易环节使一种“和”态向新的“和”态演进,实现系统有序的运转与动态的平衡。于是乎万物流变,生生不已,终于在高级阶段繁衍出有机界、进化出生物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遵循规律无限发展的动变历程。“易”的主动的发展因素与“和”的主静的稳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易和”哲学在发展观上的辩证法。
(3)从创建的认识论上看,“易和”哲学从自身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事物,圈定和把握对象,从事物的整体结构和系统组织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
“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基础上得以选择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追求真理并改善世界;与此同时,主体自身也获得了审美愉悦和境界升华。
(4)从创建的社会观上看,“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的原则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转:“易”是进步,“和”是秩序;“易”是发展,“和”是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生产关系;“易”是变革的力量,“和”则是维系的力量……总之,“易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其思维方式层层统贯,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易和”思维给予社会系统以动静、化合的辩证理解。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进化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的发展与进化。
(5)从创建的人学意义上看,“易和”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为了人。“易和”思维展开的中心是为了最终帮助实现人的价值与潜能,保证人的现实自由的合理实现。在人的生活世界,“易”是一种最革命的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实践力量实现人的主体自为性;“和”则是一种维系人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规定因素,是人得以实现自我并超越自我的现实载体——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文明圈,从而保证在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人的自由
创造,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把人的本质还给人”。“易和”哲学的创建是在扬弃主客二元分裂而确立的人的“主体性凯旋”的同时,最终要在超克人类中心主义的易和”生态人学上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亦是中国传统哲学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注重伦理的必然归宿。我们深信,“易和”哲学所昭示的现代生态人学,不仅能在人的思维方式上引起革命,更重要的是革新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全球性、人类性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
昭示给人类一种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生活之可能性。
问题的缘起。在中国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这样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
太极图。太极图以其蕴藏中国哲学思维博大精深的内在矛盾,几千年来令无数人玩味沉思不已。
其中的奥秘正在于它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富深刻的意蕴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灵魂。对“易”与“和”两大精神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本文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解剖分析,从中综合创新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正是尝试从宏观文化背景入手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造找
到一个坚实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或许能契合这一时代的主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并将给世界以中国古老智慧的现代启迪。
.“易”思维。“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变化这一自然大象循环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交互变化。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二象轮回转化,共维系在一个整体大循环圈中;(2)大易流行、“生生之为易”,矛
盾双方处于永不停息的运转之中;(3)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阴阳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态中的平衡;(4)阴阳互感,天人分合,主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统一。以上四重涵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网络天文、地理、生命、社会的大易流行、阴阳转化的本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易”思维——“易”的阴阳转化论。
“和”思维。“和”的概念不同于其现代的意义,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辞源》里“和”就有“调”、“顺”、“谐”、“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传统思维中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的范畴。最先载于哲学史的“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即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如“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国语·郑语》)。在古代思想论战中,就出现了“和同”之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和”思维的发端。在其演化中可有以下四重涵义:(1)和谐,阴阳矛盾双方对立中的统一,促成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2)调和,使不同的因素相协调相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强调“适度中节”、“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合一”与“阴阳之序”,是变易的矛盾双方运动转化的目标与归宿,相反相成,相竞相用的结果合归于新的统一体。以上意义的挖掘使我们对“和”的内涵有了较全面的理解,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使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谐”、“调和”、“中和”、“和合”思想可以说抓住了“和”的本质,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的光辉命题,开始了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论争。后来晏婴进一步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四十二章)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也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荀况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的观点,并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王制》)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易经》中兑
卦第二爻爻辞为“和兑,吉”;《易传》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思想。到《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进而由“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倡导一种“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这可以说是将“和”单独提升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 “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仲尼燕
居》)的“贵和”精神,强调“和”的大用。究其根本,乃是强调“和”的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定格成“天人感应”的大一统体系。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整个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辩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字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共和”的古典义是指“相与和而共政事”,其现代义是指政治民主),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这种传统“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渗入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矛盾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并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行事。
传统“和”思维由来已久,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自足自适的农业经济和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正是这种深厚的小农意识和宗法观念也促成了“和”思维的确立。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形成了稳定保守、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不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吗?封建的政治经济巩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地位和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以家族为核心家国同构而展开了一系列日常伦理规范,这又为“和”思维的形成铺设了现实生活的温床。从此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就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和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甚至在西方思潮盛行的现当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树立的今天,中国传统“和”思维与“易”思维一样依然根深蒂固,牢牢地渗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成为真正独具中国特色的矛盾整合观。
“易和”哲学。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地综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命题。显然,功夫全在于辩证综合与创新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核心都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继往开来、综合创新传统文化。在此,我提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也是整理国故,想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宏观文化背景入手所做的一种尝试。通过以上的解剖分析,我们得知“易”与“和”确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思维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动变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与“和”思维的动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与创新。将“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有机结合,从而可以综合创新出一种矛盾化合论——“易和”哲学。“易和”哲学的提出,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换的思维支点,以此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伟大复兴。
(1)从创建的本体论上看,“易和”哲学以客观实在实存之宇宙“太极”作为理论前提与出发点,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这样一个矛盾系统。从宇宙大化流行开始,“易”为实存之“太极”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生命的运行历程;和”为实存之“太极”的“体用不二”载体,承载着无限燃烧的宇宙大生命之活火,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维系者和目标,于是乎从中演易出生命世界,天人分合,主客互动,在相互对象化中和谐运转。
(2)从创建的发展观上看,“易和”哲学主要由“易”思维来发动,由“和”思维来维持。
宇宙大化的演易,太极分阴阳,阴阳对立转化,围绕着“和”的框架来流变,彼此消长,在“易”的推动下,从量变到质变,经由否定性的变易环节使一种“和”态向新的“和”态演进,实现系统有序的运转与动态的平衡。于是乎万物流变,生生不已,终于在高级阶段繁衍出有机界、进化出生物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遵循规律无限发展的动变历程。“易”的主动的发展因素与“和”的主静的稳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易和”哲学在发展观上的辩证法。
(3)从创建的认识论上看,“易和”哲学从自身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事物,圈定和把握对象,从事物的整体结构和系统组织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
“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基础上得以选择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追求真理并改善世界;与此同时,主体自身也获得了审美愉悦和境界升华。
(4)从创建的社会观上看,“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的原则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转:“易”是进步,“和”是秩序;“易”是发展,“和”是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生产关系;“易”是变革的力量,“和”则是维系的力量……总之,“易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其思维方式层层统贯,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易和”思维给予社会系统以动静、化合的辩证理解。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进化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的发展与进化。
(5)从创建的人学意义上看,“易和”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为了人。“易和”思维展开的中心是为了最终帮助实现人的价值与潜能,保证人的现实自由的合理实现。在人的生活世界,“易”是一种最革命的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实践力量实现人的主体自为性;“和”则是一种维系人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规定因素,是人得以实现自我并超越自我的现实载体——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文明圈,从而保证在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人的自由
创造,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把人的本质还给人”。“易和”哲学的创建是在扬弃主客二元分裂而确立的人的“主体性凯旋”的同时,最终要在超克人类中心主义的易和”生态人学上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亦是中国传统哲学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注重伦理的必然归宿。我们深信,“易和”哲学所昭示的现代生态人学,不仅能在人的思维方式上引起革命,更重要的是革新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全球性、人类性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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