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原因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十分严重。危机期间，德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0.6%，下降幅度仅次于美国的46.2%，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农业生产下降了30%，大批小农破产，佃农人数迅速增加。对外贸易锐减，德国出口从1928年的123亿帝国马克降到1932年的57亿帝国马克。由于国外贷款的削减，德国最重要的银行之一达姆施达特国民银行于1931年7月倒闭。经济危机带来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失业人数大量增加，从1929年9月的132万人增至1930年9月的300万人，1932年头两个月竟超过600万人。这些只是登记的失业数字，实际的失业情况还要严重得多。统治阶级采用削减工资、失业救济金、养老金，以及提高纳税额等办法，力图把经济危机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另一方面，政府却给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提供了巨额贷款和补助金。1930年3月27日，以米勒为首的内阁举行会议，讨论因经济危机而引起的财政困难问题。由于参加政府的各党派意见分歧，无法决定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财政政策，联合破裂，米勒遂于3月28日辞职。米勒政府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议会政府，随后上台的布吕宁政府是依靠总统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法令”，才能维持统治的。“半总统制”体制在德国的建立，严重削弱了议会权力，为纳粹党的攫取政权扫清了道路。
纳粹运动的迅猛发展20年代，当德国的政治、经济局势比较稳定的时候，纳粹运动的发展相当缓慢。1928年，纳粹党员还不足10万人，在国会的491个议席中仅占12个，尚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危机的爆发，为纳粹运动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最难得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广大中下层人民饱受失业和破产之苦，对现政权极端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纳粹党乘机发动了强大的宣传运动，攻击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懦弱无能，许诺自己上台后定能振兴德国，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纳粹党竭力争取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因为他们约占德国全部人口的40%以上，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3月6日，纳粹党宣布了《农民纲领》，颂扬农民是“全体人民中最纯洁的分子，民族的新的生命的源泉”。《纲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并许诺给农业人口以经济援助，如减免捐税、提高关税、提供廉价人造肥料和电力、提供国家信贷，等等。同年5月10日，纳粹党又提出了《迅速提供就业－－战胜危机纲领》，要求“修筑公路，以减少失业”；“由国家资助，使中、小企业继续生存”；“以大地产为代价，增加中、小农数量”。对失业青年，则引诱他们参加冲锋队，说“这里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总之，根据不同听众和选民各个阶层的心理状态，纳粹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巧妙宣传。在争取城乡小资产阶级和青年的工作方面，比其他政党都要成功，相当一部分失业工人也被争取过来。
经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周密的组织工作，在1930年9月14日的大选中，纳粹党共得选票6409600张，获107个议席，从国会中原来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成为第二大党。纳粹党的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1928年9月只有8万人，1929年9月增至15万人，1930年11月再增至35万人。
纳粹党的头子们深知，蛊惑性的宣传是为了争取选民，但要确实取得政权，如无国防军和大资本家们支持，是办不到的。1930年春，乌尔姆卫戍部队有三名年轻军官被捕，因为他们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并劝诱其他军官允诺：一旦发生纳粹党武装起事，他们不向起事者开枪。1930年9月选举后一星期，这三名军官以叛国罪在最高法院受审。审讯时，希特勒出庭作证，乘机宣传纳粹党绝对没有取代陆军的意思，不仅如此，纳粹党指正以后，国防军还要大大扩充，强加在德意志民族身上的凡尔赛和约必被摆脱。这些话都是军官们所乐闻的，青年军官同情纳粹运动的人开始增多起来，高级军官们也比较放心了。
对于大资本家，纳粹党领导人也竭尽争取之能事。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全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应邀出席在杜塞尔多夫秘密举行的有300名垄断资本家参加的会议。他发表了长篇演说，攻击言论“实际上将摧毁一个民族的真正价值”。认为既然在经济生活中树立了个人权威，那么在政治领域中同样应树立个人权威。他鼓吹种族优秀论，诬蔑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观如不被阻止，势将把整个世界“化为废墟”。他大军疾呼扩军的必要性，说德国军队由“10万人或20万人还是30万人”组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是否拥有800万后备军”。当希特勒结束讲演时，资本家们起立向他狂热欢呼。曾参加这次会议，后来出任纳粹新闻部长的狄特利希说：“1932年1月27日在民社党史上将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布鲁宁执政期间，经济危机日益严重。1930年9月后，外国资本开始撤离德国。1931年7月14日，全部德国银行关闭。1932年，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但是，布鲁宁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而主要想等待今后经济复苏的到来。他丧失人心，被讥讽为“饥饿总理”。导致布鲁宁政府挎台的直接原因是兴登堡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布鲁宁内阁曾通过一项垦殖法令，规定对庄园的补助条件是向迁移的农民提供土地，而且对庄园的补助应当根据对其经济状况的审查结果而定。对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庄园，应强制拍卖，以取得垦殖土地，安置移民。这引起了东部大庄园主的愤怒，他们纷纷向本人也是大庄园主的兴登堡控告布鲁宁实行“农业布尔什维主义”。被激怒了的总统要求布鲁宁下台，后者不得不于1932年5月30日递上辞呈。布鲁宁的倒台意味着从议会容忍的总统制政府向纯总统制政府的过渡。
继任的巴本，贵族出身，属中央党的右翼。他成立了一个由贵族组成的“老爷内阁”，在国会得不到多数的支持，更加依靠“紧急法令”来进行统治。巴本和国防部长施莱歇尔企图让纳粹党分享部分权力，来捆住他们的手脚，“必须使偷猎者成为森林管理人”。1932年6月15日，巴本政府取消了布鲁宁执政时期对冲锋队的禁令，以讨好纳粹党人。在7月31日举行的新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共获议席230个，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社会党比上届丧失了10个席位，共获133个议席。社会党增加了12个席位，共获89个议席，成为第三大党。
1932年8月13日，兴登堡召见希特勒，企图说服他参加联合政府，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因为他要求“掌握全部国家权力”。9月12日，社会党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不信任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紧急法令”的提案。纳粹党为了推翻巴本政府，破例地投票赞成社会党的提案，结果以513票对32票通过。巴本事先已从总统那里得到解散国会的命令，因此议案虽然通过，国会还是承认了解散令。在11月6日举行的大选中，纳粹党丧失了200万张选票，失去34个议席，只得196个。社会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议席从89个增到100个。这是纳粹党在走向顶峰之后遭到的第一次大挫折。群众对频繁举行的竞选活动感到厌烦，纳粹党的蛊惑宣传开始被一些人识破，而社会党的影响则逐步扩大。
纳粹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引起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恐慌。1932年11月11日，20名金融家、工业家和地主上书兴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成立一个“独立于国会党派组织的政府”，因为“经常一再解散国会而导致日益充满党派尖锐斗争的重新选举，不仅必然妨碍政治上的稳定和巩固，而且必然妨碍任何经济上的稳定和巩固”。他们要求“民族运动中的最大团体”，即纳粹党，参加政府并“居于领导地位”。
选举后，巴本于11月13日致函希特勒，建议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再次企图拉拢希特勒入阁，但仍遭拒绝。这时，支持巴本上台的、政治野心极强的施莱歇尔将军认为自己组阁的时机已到，便把巴本排挤下台。
12月2日，施莱歇尔出任总理。他企图用分裂纳粹党的办法，把大约60个纳粹议员拉到自己一边，再加上中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从而在国会中形成多数。他一上台，就邀请纳粹党中的“左”翼领袖施特拉塞出任副总理。施特拉塞本人也同意与施莱歇尔合作，为此与希特勒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希特勒击败了施特拉塞，终于控制了党内局势，避免了纳粹党的分裂。这时，被施莱歇尔赶下台的巴本不甘失败，经过银行家施罗德的安排，于1933年1月4日在施罗德的科隆寓所秘密会晤。两人达成了组织希特勒－巴本内阁的协议，由希特勒担任总理，巴本及其支持者可以参加政府，担任部长。巴本还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在他上台后，把社会党人、社会党人和犹太人驱逐出领导岗位。
施莱歇尔无法在国会中取得多数的支持。1月23日，他往见兴登堡，要求解散国会，根据宪法第48条，授予他紧急权力，但遭到拒绝。1月28日，施莱歇尔辞职。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陆军元帅虽然看不起这个奥地利下士，但这时也不得不授权他组阁了。从此，魏玛共和国告终，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专政的时期。
社会社会党自魏玛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是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但它的许多领导人已经变成了政府官僚、工会官僚，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只求保住既得的、眼前的利益，而不敢同纳粹分子和其他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被所谓的“合法性”所迷惑，例如，十分重要的是，当1932年7月20日兴登堡颁布命令，任命巴本为普鲁士邦的中央特派专员，罢免社会社会党人、邦总理布劳恩和内政部长泽韦林的职务时，社会社会党领导竟作出了不作任何抵抗的决定。对于纳粹党的上台，社会社会党领袖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总之，德意志共和国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党党制度不健全、不巩固的共和国。它继承的是战败的苦果，从一开始就蒙上了耻辱的阴影，在左右两派的心目中都是一个畸形儿。这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儿经受不住经济危机的打击。饱受失业和破产之苦的中下层群众对现实极端不满，渴望出现“救星”。大资产阶级看到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增长，资本主义统治秩序摇摇欲坠，也渴望“救星”出现。“救星”终于来了，但它既非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们软弱无力，也非无产阶级政党，因为它们在互相攻击中消耗了力量，而是开始谁也不重视的纳粹党。这个党善于利用痛恨凡尔赛和约的民族主义情绪，善于把自己打扮成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宣传和组织工作又都做得相当成功，以致既扩大了自己的群众队伍，又在最后关头取得统治阶级的信任，终于在1933年攫取了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