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的特点是什么艺术特征
唐代金银器的特点
唐代金银器是古代工艺美术中的绚丽的瑰宝。 唐代金银器图案装饰表现出内容丰富、造型优美、布局合理、装饰形式多样等特点。唐代金银器图案装饰内容广泛，最主要的是写实装饰图案的应用。写实图案包括动物”植物和其它三类，纹样优美，形象生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殊含义。
动物图案由幻想的形象、瑞兽、水族、珍禽等构成。幻想形象有龙”、凤、独角兽等等。龙、凤的形象多装饰于皇家用品上。独角兽，俗称辟邪，传说它头生独角，可以分善恶，辨曲直，主正义，见不直者以角抵之。瑞兽有狮、犀、羊、鹿、狐、兔等。狮为百兽之王;羊在图案中取其谐音，表示吉祥。水族有鱼、龟、海兽等图案纹饰。人们常以龟命名，取其长寿之意。珍禽有孔雀、鹦鹉、鸳鸯等多种禽类图案。孔雀属瑞鸟; 鹦鹉能言。而鸳鸯更为唐代金银器上禽类的主要图案，它包含有百年偕好，永不分离的祝愿。
唐代金银器中植物图案也同样丰富，它包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健康长寿的追求。牡丹是追求富贵的象征;莲花身处污泥而不染;石榴为多籽植物，有子孙繁衍的意思。图案装饰形象的其它类主要有山岳、云气、人物等。云的造型多样，有如意云、和合云等多种形式，充分表现了金银工匠丰富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力。唐代金银器图案装饰造型气韵生动，动态优美，装饰感强。以龙为例，由于龙是皇室的象征，所以工匠们对龙的刻画也更为精心和讲究，特别是盛唐时期龙的形象。这个时期，龙的形象常常塑造成硕头、长角、虎口、鹰爪、莽身，集各种动物特征与一体。无论头部、躯干、肢爪均表现出龙腾空遨游、穿云破雾的气势和强大的威慑力。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加工技术亦即复杂精细巧妙。
在当时，就已广泛使用了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工艺。从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可以看出，装饰工艺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准，有些还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些技艺不断发展的同时，政府机构也对金银器的制作大力支持。唐前期，在朝廷中就建立了金银作坊院，将大量的工匠集中起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且在这种机构里制造东西，可完全不受外界物质条件的影响，这就大大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南北朝以来，胡风盛行，皇室贵戚尤其喜好西方的珍玩器皿。外来文化和艺术品对日常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要求都产生深刻的影响，直至唐代风气不减。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中外商贸交流的频繁，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诞生了一大批新的器物其特点是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如青铜器、石刻、绘画等。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鲜艳夺目一朵奇葩。在唐初期，西方的工艺品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冲击，但众所周知，这些器物的欣赏使用多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人们不可能去接受那些不适合生活情趣或审美要求的事物。于是工匠艺人们通过了解外来商品文化，又从传统文化中移植作品，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于是，唐金银器就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这一过程充分反映了反映出一个社会对外来文明的惊奇—认同—消化的过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总的来说，唐代金银器在器型上与外来文化的因缘要多于纹饰，受到拜占庭、波斯等地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唐代工匠是在悉心筛选的前提下消化吸收，也就是说这些器皿的制作者，保持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审美情趣，对外来文化是博采众长而择优吸取，并未在主体上失掉自我，他们并未胡化，而只是对胡文化加以消化。他们既保持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从而使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唐代的工匠以其惊人的智慧和巧夺天工的手艺， 描绘出一个个优美动人的画面，将唐代装饰艺术推向高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唐代金银器的时期划分
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器类品种不多，有碗、盘、杯、壶、铛等。其装饰特点是划分出许多区段来配置图纹，装饰区间多在9瓣以上，甚至于有14瓣的，这些区间瓣多錾刻成U形或S形。棱形器物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器形种类增多，上一期12瓣以上的装饰区间手法已被淘汰，大量采用六等分、八等分来装饰配置纹样，装饰瓣多为莲瓣形且多为双层叠瓣，U形瓣已极少见，S形瓣不再出现。
总之可以说：从唐初到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有忍冬纹、葡萄纹、连珠纹、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
肃宗到宪宗时期(公元756―820年)，装饰手法多采用多重结构为主的六等分法，盘类多附三足，出现仿生器形，即仿照动物等的造型。已不见高足杯，带把杯和多曲长杯等。
穆宗到唐末(公元821―907年)，器形种类繁多，盒、碗类器物出现高圈足，仿生器形更多一些，流行四等分、五等分的装饰手法。金银器皿又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银器从器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及宗教用器。
唐代南方金银器特征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南方金银器来看，其特征是明显的。通过对其制造年代、种类、造型、纹饰等几个方面进行概括，可以勾勒出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基本轮廓。鉴于金银器具有工艺美术品的性质，分型定式存在一定困难，本文在论述其特征时采取综合叙述。
(1)从制造时间来看，目前发现的唐代南方金银器中有的刻有制造年代，这是考察其制造时间的重要依据(见表一)。
表一
从表中所列南方金银器的制造时间来看，最早在上元年间(760年)以后，说明南方金银器的大量制造并兴盛与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有密切关系，这也可以从史籍的记载中得到反映。据《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门》贞元十二年注云：“兴元初，克复京师后，府藏空虚，诸道之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伟、李锜浙西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敛不息。”在文献记载的进奉器物中就包括金银器，这又可以从金银器錾文中得到证明。
(2)从器物种类而言，唐代南方金银器中常见器形有盘、杯、碗、碟、注子、盒、盆、羽觞、罐、锅、棺椁等。也有一些罕见器形如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银筹筒、酒令旗、茶托、渣斗、三足壶等。这些常见器形与罕见器形共同组成了唐代南方金银器种类上的特征。
(3)从器物造型来看，南方金银器器口除圆形外，多用四、五、六等分，使得器物大量出现菱弧形、四出腰形、海棠形、椭圆形、五曲葵形、六曲葵形、菱花形等。其中以海棠形、四出腰形、五曲葵形较为常见，这种造型本身就是一种美观的形象，即使器物素面无纹饰也显得落落大方。器物的'圈足多为宽大喇叭形，主要见于高足银杯、银盒、银碗、银筹、茶托，以丁卯桥出土的圈足器为代表，如凤纹菱弧形大银盒、五曲高足银杯等均属此类。仿生形态器物的大量出现是重要的南方金银器特征之一，如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壶、丁卯桥出土的鎏金蝴蝶形银盒及荷叶形悬鱼银器盖、蓝田出土的鹦鹉葡萄纹云头形银盒、西安城建局送交的荷叶形银盒等，这类器物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唐代南方金银器在制造中注重器物生动、世俗化。卷叶形三足在南方金银器中也大量使用，耀县出土的春秋人物三足壶是其典型代表。有些器物的三足虽已佚，但其底部呈鼎足状的痕迹证明其曾有三足，如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卧鹿团花纹六曲三足银盘等即为其代表。南方器物中的注子一般置管状流，体形瘦高，曲鋬，长颈。
总之，唐代南方金银器以四、五、六等分划分器物口、腹，大量使用海棠形等形式，置宽大喇叭形高圈足，同时大量出现仿生形态器物等等，为其主要造型特征。
(4)从纹饰来看，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以蓝田、耀县、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北郊坑底寨、内蒙喀喇沁旗、扶风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器物纹饰为代表，主要是团花、折枝团花、折枝扁团花、折枝花、簇花类纹饰。第二大类以丁卯桥出土的器物纹饰为代表，主要是缠枝花类纹饰。这两大类纹饰共同体现着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特征。
第一类纹饰：团花图案多见于器物的中心部位，以阔叶状为其主要特征。团花图案的组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由阔叶折枝花组成，如西北工业大学出土的簇花鎏金银碗的碗底团花图案、蓝田出土的折枝团花纹银海碗盖中心团花图案;一种由双凤、鸳鸯、鸿雁、卧鹿等动物及禽类纹饰与阔叶折枝花组成，如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裴肃银盘盘底图案、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内底纹饰等。团花图案中的双凤、鸳鸯等禽类纹饰均以成双成对呈首尾相对飞翔状为其主要特征，且双凤纹的凤尾最有特征，由阔叶折枝状纹组成，江苏镇江甘露寺出土的金棺银椁上所饰迦陵频嘉尾部也是阔叶折枝状纹，这是判断唐代南方金银器的重要依据之一。折枝花图案多出现于器物腹壁，一种为花头下缩，夹于左右叶片之中;一种为十字形，此种纹饰主要见于西安新筑发现的银盘、丁卯桥出土的半球形银器盖、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十字形折枝花小银碟等器物纹饰。折枝团花是折枝花与团花图案之间的过渡形式，一类形似折枝花，但其根部已经消失，花头开始下缩，如耀县出土的鸿雁折枝花四曲银碗的折枝花即属此类;另一类则已完全趋向于团花形，如蓝田出土的鹦鹉团花纹银盘上所饰折枝团花就属此类。折枝扁团花则以“一”字形为其主要特征，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银盘上所饰折枝“一”字扁团花即其代表。小簇花一般为多头式，花头下缩，夹于左右阔叶之间，一种形似折枝花，枝、茎明显，稍留根部，以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纹长形金杯腹壁所饰小簇花、西北工业大学出土的双鸿小簇花银碗腹壁所饰小簇花为代表;一种形似团花，花头包围于阔叶之中，以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裴肃银盘上所饰团花式簇花为典型代表。
第二类纹饰：缠枝花鸟纹主要见于丁卯桥出土的银盒盒盖及盘沿部分，纹饰主要是缠枝西蕃莲，疏密相间，其间双鸾纹、成双成对的鹦鹉呈首尾相对飞翔状，鸾鸟、鹦鹉均曳长尾，如丁卯桥出土的凤纹菱弧形大银盒、鹦鹉纹银盒的盒盖纹饰即其典型代表。
除上述两大类纹饰外，唐代南方金银器上所饰摩羯纹，大多数也成双成对出现，且多数作嬉戏火焰宝珠状，完全类似鱼的形象。蝴蝶纹已趋蛾虫形，以丁卯桥出土的残盒盖上所饰蝶纹为代表。在器物的口缘或圈足缘饰仰莲瓣纹、椭圆形朵云纹、破式海棠纹、鸿雁纹等，也是唐代南方金银器纹饰特征之一。双鱼纹、卧鹿纹、蹲狮纹、龙纹等也在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中占有重要地位。卷草纹虽然也经常使用，但已不占重要地位。
(5)从装饰手法而言，唐代南方金银器主要采用多重结构的散点装饰手法和满地装两种手法。前者主要见于盘、碗、碟、渣斗、长形杯等器物，后者则主要见于丁卯桥出土的银盒。另外，唐代南方金银器在装饰手法上还常使用一种特殊工艺，这种工艺的一般特征为器物腹壁内外纹饰雷同，犹如“渗透”，有人认为这种工艺是吸收印染工艺的结果(22)，目前考古发现的此类工艺的代表器物有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蓝田杨家沟出土的鸳鸯绶带纹李杆银盘、折枝团花纹银海碗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