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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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了道德和法则。这是我的看法。接下来我想阐述这个看法。
首先,道德和不道德是文化赋予的,换个国家,换个文化就变了。在我看来,荣辱廉耻是被文化熏陶出来的“巴普洛夫”反应,换个文化,荣辱廉耻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比如,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提到:如果因为一名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有着深信不疑的幻觉,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对幻觉和幻象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是来自神灵的福祉。这些幻觉和幻象是被故意唤起的,拥有它们的人被认为享有某种特殊的威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声称和他已故的祖父谈了几个小时,他会被认为患有神经症或精神病;而在一些印第安部落中,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则是一种公认的模式。
因此文化不同,法律不同,荣辱廉耻的标准也不同。像莫扎特、莫泊桑都认为身患梅毒是天才的荣誉,并为此开心自豪,这在我们看来十分费解。
其次,党章是党章,国法是国法,道德是道德,权利是权利。不必等同。正如高卢人是高卢人,大和人是大和人,印第安人是印第安人一样,高卢人永远都不是大和人,但高卢人到了日本,就要遵守和尊重当地的风俗和约束。高卢人约定成俗的东西,可以在高卢人的国家成为法律,也可以成为传统和看法,但是到了大和人的国家,大和人有大和人自己约定成俗的法律和传统及看法。正如“自杀”在日本人传统中甚至接近一种完成(张文薰),而在西方圣经中,自杀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自杀的人死后会下地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则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说,不能肆意自残的。
可见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自然就生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行为,最终也出现了不同的规章制度来约束。
最后,我想说世界的变化也在影响着文化,最终影响了人的观念和精神。比如一战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世代”,二战后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颓废一代”,二战给当年敏感的文艺青年带来的不再是信仰的幻灭,而是命如蝼蚁的惊慌和末日降临的恐惧(《在路上》李继宏),我们现在无法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忧心,是因为对战争尸横遍野、断垣残壁、原子弹危害的言之凿凿、核战争的专家预测、全民皆兵的动员等等声音已经微弱到引起不了什么氛围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焦虑,我们被转移了注意力,从战争屠戮的担忧上转移到了买房、还贷、看病、子女教育上罢了。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氛围变了,由此滋生的拜金主义自然成了新的信仰和力量,焦虑的原因不过是换了个对象。
说到最后,我想说文化对人的影响在当事人看来是正常不过的,在外人看来则显得难以理解,人虽然都是人,但法可以是不是一样的法。不论是我们看待外国人、外族人,还是看待古人,未来人,不必纠结于法律还是法则,正如汉朝、唐朝、宋朝杀牛就是违法,如今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法是不一样的法。
在不同文化下,道德是道德,正义是正义,就如人穿了衣服是人,不穿衣服也是人,但洗澡的时候穿衣服就奇怪,在大街上不穿衣服就是耍流氓一样,地方不一样,看法不一样。
谈论历史的时候,要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道德、记忆、仁慈、善良与否是否是历史的特点呢?正如恐龙灭绝了而昆虫留下,是否就是昆虫的无情和恐龙的悲哀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拜金主义的侵蚀呢?我想这些话题的答案都在各自心中吧。
首先,道德和不道德是文化赋予的,换个国家,换个文化就变了。在我看来,荣辱廉耻是被文化熏陶出来的“巴普洛夫”反应,换个文化,荣辱廉耻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比如,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提到:如果因为一名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有着深信不疑的幻觉,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对幻觉和幻象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是来自神灵的福祉。这些幻觉和幻象是被故意唤起的,拥有它们的人被认为享有某种特殊的威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声称和他已故的祖父谈了几个小时,他会被认为患有神经症或精神病;而在一些印第安部落中,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则是一种公认的模式。
因此文化不同,法律不同,荣辱廉耻的标准也不同。像莫扎特、莫泊桑都认为身患梅毒是天才的荣誉,并为此开心自豪,这在我们看来十分费解。
其次,党章是党章,国法是国法,道德是道德,权利是权利。不必等同。正如高卢人是高卢人,大和人是大和人,印第安人是印第安人一样,高卢人永远都不是大和人,但高卢人到了日本,就要遵守和尊重当地的风俗和约束。高卢人约定成俗的东西,可以在高卢人的国家成为法律,也可以成为传统和看法,但是到了大和人的国家,大和人有大和人自己约定成俗的法律和传统及看法。正如“自杀”在日本人传统中甚至接近一种完成(张文薰),而在西方圣经中,自杀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自杀的人死后会下地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则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说,不能肆意自残的。
可见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自然就生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行为,最终也出现了不同的规章制度来约束。
最后,我想说世界的变化也在影响着文化,最终影响了人的观念和精神。比如一战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世代”,二战后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颓废一代”,二战给当年敏感的文艺青年带来的不再是信仰的幻灭,而是命如蝼蚁的惊慌和末日降临的恐惧(《在路上》李继宏),我们现在无法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忧心,是因为对战争尸横遍野、断垣残壁、原子弹危害的言之凿凿、核战争的专家预测、全民皆兵的动员等等声音已经微弱到引起不了什么氛围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焦虑,我们被转移了注意力,从战争屠戮的担忧上转移到了买房、还贷、看病、子女教育上罢了。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氛围变了,由此滋生的拜金主义自然成了新的信仰和力量,焦虑的原因不过是换了个对象。
说到最后,我想说文化对人的影响在当事人看来是正常不过的,在外人看来则显得难以理解,人虽然都是人,但法可以是不是一样的法。不论是我们看待外国人、外族人,还是看待古人,未来人,不必纠结于法律还是法则,正如汉朝、唐朝、宋朝杀牛就是违法,如今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法是不一样的法。
在不同文化下,道德是道德,正义是正义,就如人穿了衣服是人,不穿衣服也是人,但洗澡的时候穿衣服就奇怪,在大街上不穿衣服就是耍流氓一样,地方不一样,看法不一样。
谈论历史的时候,要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道德、记忆、仁慈、善良与否是否是历史的特点呢?正如恐龙灭绝了而昆虫留下,是否就是昆虫的无情和恐龙的悲哀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拜金主义的侵蚀呢?我想这些话题的答案都在各自心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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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1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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