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二章，孟子二章的原文
孟子二章的原文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扩展资料：
《孟子二章》出自孟子之手，别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具体可参考9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里面就有明确的叙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孟子二章
孟子二章（富贵不能淫，天降于大任于斯人也）原文，翻译
原文：
《富贵不能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1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说：“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
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这个时期诸侯国，即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之间互相攻打，战争不断。国君们任用的都是些尚功利、善打仗或者喜欢纵横捭阖的人，如商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
当时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策士”，都想投机取巧，在某一诸侯国受到重用，升官发财。思想领域则是“百家争鸣”，与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不相上下。所谓诸子百家，就形成于此时。
此时，杨朱、墨翟之言尤其流行。孔子的仁义学说处在绝续之交，处在危机之中。此时孟子有一种危机感，于是，挺身而出，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与当时的其他学派展开辩论。
孟子并不同意景春的观点，他的反驳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至“妾妇之道也” 反驳景春的观点，认为公孙衍、张仪所行不过是迎合主上的“妾妇之道”，称不上大丈夫。语气不屑、轻蔑、鄙视。
第二层：“居天下之广居”至“此之为大丈夫”正面提出何谓大丈夫。语气慷慨激昂、掷地有声。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氏。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二章中的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
《〈孟子〉两章》
通假字：
1、“畔”通“叛”，背叛。“亲戚湖畔之 ”。
2、“曾”通“增”，增加。“曾益其所不能”。
3、“衡”通“横”，梗塞，指不顺。“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4、“拂”通“弼”，辅佐。“入则无法家拂士”。
古今异义：
“委而去之”委古义：放弃；今义：委托。
“委而去之”去古义：离开；今义：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域古义：限制；今义：疆域。
“七里之郭”郭古义：外城；今义：姓氏 。
“池非不深也”池古义：护城河；今义：池塘。
“亲戚畔之”亲戚古义：内亲外戚；今义：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
“舜发于畎亩之中”发古义：被任用；今义：送出、交付。
“举于士”士古义：狱官；今义：士兵。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是古义：这 今义：判断动词。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征古义：征验,表现；今义：出征。
词类活用：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一般“威”是形容词为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作“威慑”讲。
“必先苦其心志”一般“苦”是形容词，在此为动用法，使痛苦。
“劳其筋骨”一般“劳”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劳累。
“饿其体肤”一般“饿”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饥饿。
“空乏其身”一般“空”“乏”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贫困。
“行拂乱其所为”一般“乱”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额倒错乱。
“所以动心忍性”一般“动”是动词，“忍”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他的心惊动，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
“人恒过”一般“过”是名词，在此活用为动词，犯错误、犯过失。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一般“入”“出”是动词，在此活用为为名词，国内。
扩展资料：
孟子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孟子的历史地位：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二章
《孟子二章》的通假字
1、曾益其所不能 ，“曾”(cēng) 通“增”，增加
2、困于心,衡于虑 ，“衡”(héng) 通“横” 梗塞，不顺
3、入则无法家拂士 ，“拂”(bì) 通“弼” 辅佐
4、忍，同“韧”，坚韧。
5、亲戚畔之，“畔”(pàn) ，通“叛”，叛变。
扩展资料
通假字成因
古人造出一个字，表达一个意思，可是该用哪个字表示哪个意思的思维却还在形成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既可以使用这个字表示某个意思，又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声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表示那个意思。所以，时代越前的文章，通假字越多。
古人在做记录时，一时想不出本字而用了别字代替，清代的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中指出：“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第一个人这样写固然是前面所说的写了别字，但后人都这样效仿以后，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相当部分书籍都是凭一些读书人的背诵、记忆重新写出来的，“著之竹帛”。由于当时背诵者只注于个读音，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其字形，不同的书写者往往会因方言的差异或其文化程度的影响导致记录时将同一个字记录成不同的形体。
古人认为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闻者听音则知义，因而古人在记录时往往依据声音来记录。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经义述闻》就这样说：“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孟子二章
孟子二章的文章注释
一、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详解
舜从田地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泥水匠中被选拔，胶鬲从鱼盐贩中被举荐，管夷吾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被录用为相，孙叔敖从隐居的海滨被任用，百里奚从买卖奴隶场所被选拔用为大夫。
所以上天将要下达重大责任给这样的人，一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使他身受贫困之苦，在他做事时，使他的每一行为都不能如他所愿，用这些办法来使他的心波动，使他的性格坚忍起来，增加他过去所没有的才能。
一个人常常是犯了错误，以后才能（注意）改正；内心困惑，思虑堵塞，才能奋起，有所作为；憔悴枯槁，表现在脸上，吟咏叹息之气发于声音，（看到他的脸，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人们才了解他。
在国内如果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国侵犯的危险，这个国家时常有灭亡（的危险）。 这样人们才会明白在忧患中得以生存，在安乐中衰亡。
二、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着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着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运，然而不能取胜（的原因），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的原因。
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也并不是不充足，但（守城者）弃城而逃，是对作战有利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的原因。
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依靠划定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少。
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内外亲属都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人都归顺他。凭借天下人都归顺他的这一点，攻打被内外亲属背叛的君主，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孟子二章》出自孟子所著的《孟子·公孙丑下》，别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扩展资料
文学赏析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
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
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
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
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
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
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