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陵地宫是否已发掘？
唐昭陵地宫还没有进行挖掘，但在五代时期就被军阀温韬盗掘了。
《新五代史·温韬传》：“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旧五代史·温韬传》：“唐诸陵在境者悉发。”《资治通鉴》亦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城西北22.5千米的九嵕山上，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从唐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743年），昭陵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周长60千米，占地面积200平方千米，共有180余座陪葬墓，是关中“唐十八陵”，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被誉为“天下名陵”。
扩展资料
历史沿革
选址背景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皇后长孙氏病危，临终之时遗言薄葬。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的遗言，在皇后崩后，把她临时安厝在九嵕山新凿之石窟，陵名昭陵。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
唐太宗选择九嵕山作为昭陵陵址有着浓郁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中国古代所谓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伴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传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时基本形成了一套评定风水好坏的理论。
九嵕山满足了堪舆家认为帝王陵墓应具有的所有条件，自唐以降，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
除此，唐太宗选择昭陵还有附加的政治背景。按照唐太宗最初的想法，帝王陵寝要完全效仿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务从丰厚。但精通经史的虞世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汉制既劳费了民力，还使盗贼生心，所以汉陵大都被盗，帝王的尸骨也被抛弃荒野，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
他建议太宗应当向尧帝那样，因山为陵，陵内不藏金玉，并在陵外立碑予以说明 [9] 。虞世南所说的“因山为陵”既能节俭民力又能防盗的建议，为唐太宗最终决定选择九嵕山作为昭陵陵址，起到了思想和理论的启迪作用。
因山为陵
唐太宗以九嵕山建昭陵，并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的先例。
昭陵自贞观十年（636年）首葬长孙皇后起，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埋葬唐太宗，营建工程才基本结束。除主陵墓道地宫以外，还在陵山周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10]
历代祭祀
唐时昭陵有宫人供养，官兵守卫，护陵军官的军衔为将军，还专门设立五品陵令管理。每年春二月，朝廷还要委派重要的大臣来昭陵祭祀。遇有太宗诞日、忌日，还安排大臣到昭陵侍奉太宗灵魂“起居”，仪仗蔽路，从不间断。
《唐会要·亲谒陵》载，有唐一代，高宗皇帝和玄宗皇帝曾亲谒昭陵，拜奠先帝。永徽六年（655年）正月一日，唐高宗亲谒昭陵，庄严肃穆，规模空前。这次祭奠活动结束后，高宗诏令免除了醴泉县当年的租赋，并将护陵的将军、郎将进爵一等，对陵令、丞加阶赐物，又诏令在陵侧修建佛寺。
唐高宗时，唐军远征凯旋而归，献俘仪式也常在昭陵举行。依照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献俘通常都在太庙、太社举行，但高宗为了慰藉先帝未灭顽敌的遗憾，将献俘仪式移至昭陵。
《唐会要·献俘》载，显庆三年（658年），苏定方俘叛将阿史那贺鲁，于十一月十五日献俘于昭陵；乾封元年（666年），李绩灭高丽擒高丽王，于十月二十一日献俘于昭陵。
唐时昭陵陵区严禁随便出入，至于陵区内的一草一木就更不得损坏。《资治通鉴》载，仪凤二年，左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树，按律当除名。大理寺奏报高宗，高宗大怒，“特命杀之”。
大理丞狄仁杰奏道：“二人罪不当死。”高宗说：“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多亏狄仁杰依法力谏，又罗列古代先贤事例，并明确表态：“臣不敢奉诏。”高宗怒气稍解，将权、范二人除名，流放岭南。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唐玄宗亲谒昭陵，规模可能较高宗亲谒昭陵为小。唐玄宗这次祭奠昭陵，有高力士陪伴，史载高力士见到寝殿里太宗生前所用过的梳子等物，深为太宗的节俭所感动。
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委派官员代表朝廷祭祀昭陵。由于昭陵正南方献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岖，石料搬运不便，所以，历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马院内，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把北司马院称为“祭坛”。已知历代皇帝祭陵碑30余通。
最早的祭陵碑是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碑上尚存“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臣韩云卿述并书”15字。其次是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员所立的“御制祝文”碑。
在30余通祭陵碑中，立碑最多的是清代康熙皇帝，至少有7通，其次是清代乾隆皇帝，至少在3通以上。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当中，唯昭陵在其以后形成了“祭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