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主要思想
朱熹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下面整理了朱熹主要思想，一起来了解一下!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拓展：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时期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从政仅14年，而专门从事教育活动时间达40年之久。即使在为官期间，他也重视文教，锐意办学，未曾间断教育工作，如为南康知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在其中讲学，制订学规，对后世影响很大；为潭州知州时，倡导州学、县学，亲自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处理政务之余，仍教诲诸生不倦。
一、重视蒙养教育
朱熹依据古代的教育经验，把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划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其中8～15岁为小学教育段，即蒙养教育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段。他认为这是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则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
朱熹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说：“古人之学，因以致知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又说：“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由此他认为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同时他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学的要求出发，指出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为了说明蒙养教育的重要性，他还把小学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打坯模”阶段，他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并指出倘若自幼失了小学，或坯模没打好，大了要补填就十分困难，他说：“而今自小失了，要被填，实是难。”总之，在他看来，蒙养阶段的教育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二、要求慎择师友
由于幼儿模仿性强，是非辨别能力弱，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习与正则正，习与邪则邪。”因此朱熹也与古代许多教育家一样，强调在幼儿教育中应注意慎择师友。
朱熹认为，对于普通的士大夫家庭，慎择幼儿的教师应自慎择乳母开始。因为乳母与婴幼儿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婴幼儿的影响也较大，作为婴幼儿的最初教育者，“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如何选择乳母呢？朱熹提出的条件是：必选求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为子师。这是对乳母的要求，实质上亦是朱熹期望儿童所应具有的品行。
儿童稍长，除须慎择教师外，还应开始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交游益友的能力。朱熹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信中教育儿子：“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至于如何决定交游的亲疏，他指出：“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益友”应近之，“损友”则应远之。
普通人家的子弟要善择师友，对太子、皇孙来说，师友的选择就更为重要。
三、强调学“眼前事”
为使儿童“眼前之事”的学习有章可循，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小学》与《童蒙须知》两部教材。朱熹强调学习“眼前事”，注重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要求儿童的学习由浅入深，自近及远，这不仅符合儿童认识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易为儿童掌握，而且也有助于自幼儿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养成践履笃实的作风。古语说：一室不能扫，何以扫天下？小节不拘，大德怎成？注重“眼前事”的学习，也就是要求从小事、身边事做起，至今这仍是儿童品德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四、提倡正面教育为主
朱熹在教育工作中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他曾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亦必不胜矣。”又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持循哉？”尤其是对儿童教育他更为强调多积极诱导，少消极限制，要求“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因此在他编写的《小学》一书中，他非常重视榜样的教育作用，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嘉言懿行”，供儿童模仿学习，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同时在他编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规定也主要着眼于进行正面的具体的指导，如他教育儿童“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缺落。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等等。
根据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朱熹还对教师提出指导、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求，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又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并把教师对学生的适时启发比为“时雨之化”，认为“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已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这些子雨来，生意岂可御也。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他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直观理解，包含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古代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