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 鲁迅

朱自清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他们见过面吗?... 朱自清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他们见过面吗?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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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圆圆不圆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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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扬州陈氏兄弟》中曾提到鲁迅与朱自清未曾谋面,其实,鲁迅与朱自清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鲁迅与朱自清分别在上海和北平见过三次。一是1926年8月30日,文学研究会请鲁迅吃饭,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一是1932 年11月,鲁迅到北平探望母亲,朱自清24日、27日两次拜访鲁迅,邀请他为清华大学为师生演讲。
  1926年的夏天,朱自清刚从浙江上虞的白马湖回清华。在上海稍作停留,恰好遇到郑振铎、周建人在清闲别墅请鲁迅吃饭,受邀作陪。据朱自清说:“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呐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两桌客。自己因为不大说话,便和叶圣陶先生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一桌除鲁迅外,有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胡愈之、夏丐尊诸位先生。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们这桌也谈得很起劲——因此却没有听到鲁迅先生的谈话。”他们的相遇是因为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在上海相逢。当时鲁迅因接受厦门大学聘请,于8月26日从北京南下,29到达上海。郑振铎闻讯即于30日在消闲别墅设宴欢迎。鲁迅在8月30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丐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从名单可以看出,确实是文学研究会欢迎鲁迅先生的聚会。其中刘勋宇、刘叔琴两位是立达学园的教师,郑振铎、叶圣陶、夏丐尊、周予同也在立达学园兼任教师。鲁迅虽然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始终热心支持着这个文学社团,这次聚会就是一个证明。

  聚会结束后的情况,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夜大白、丐尊、望道、雪村来寓谈。”这里的“寓”实际是鲁迅临时落脚的孟渊旅社。朱自清回忆了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到了旅馆之后,鲁迅将白色纺绸长衫脱下,随手放在床上。夏丐尊觉得放的不是地方,便跟鲁迅先生说:“这儿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鲁迅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夏丐尊又对鲁迅说起,鲁迅却答道:“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的。”朱自清以为,鲁迅与夏丐尊是浙江时候的老同事,夏丐尊“心肠最好,爱管别人的闲事”。事后,夏丐尊告诉朱自清,那是鲁迅的俏皮话,并不把自己看作是长衫阶级。

  这是朱自清第一次和鲁迅见面。分手后,朱自清即和立达学园的朋友们告别,乘车北上了。

  第二次见面在北平,时间是1932年11月鲁迅最后一次到北京探望母亲的时候,《鲁迅日记》记载:“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因为前两天鲁迅已经在北京大学二院和辅仁大学讲演过了。朱自清来的当天又在女子文理学院讲演。后三天,27日又到师大露天讲演,28日在中国大学讲演结束便南返了,这就是鲁迅著名的北平五讲。如果朱自清邀请成功,就会变成北平六讲了。朱自清在鲁迅离开北平前一天下午又专程从城外赶来,再次邀请先生。鲁迅在日记中说,“朱自清来。”至于这两次交谈的内容,鲁迅先生没有交代,朱自清先生的文集中也没有相关文章。到是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吴作桥等著的《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里,有一段鲁迅与朱自清的谈话:“昨天同你见面的那位,是我的老婆,她告诉你,她是我的学生吧?”录自朱自清《我和鲁迅》,注明出处是上海千秋出版社1937年2月版。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千秋出版社的社址设在当时的上海卡德路153弄4号,1933年6月创刊文学半月刊《千秋》,金民天编、钱春浓助编。“千秋出版社”与鲁迅有过来往,1934年5月23日鲁迅日记载曰“午后得千秋社信”。有人说,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本而已。此话并不准确,千秋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图书:《小品文典型》一套丛书有徐懋庸《不惊人集》、黑婴《异乡与故国》、周乐山《春的骚动》、傅红蓼《在被窝里》;纯创作有石凌鹤的三幕剧剧本《高贵的人们》、曾今可的诗集《爱的三部曲》;轶事本事等系列有《鲁迅先生轶事》、《赛金花遗事》、《胡蝶本事》、《徐来本事》、《阮玲玉本事》、《袁美云本事》、《作家腻事》;连环图画系列有著名的鲁迅作序、曹聚仁说明、胡考绘的《西厢记》以及《潘金莲》、《杨贵妃》、《武则天》、《阎婆惜》、《翠屏山》、《虞美人》、《三笑》;古籍重印有《幽梦影》和向培良题签的《游仙窟》;儿童读物有《劣童迁善记》。上海千秋出版社还出版了《春色图画》半月刊、文学作品选登性质的《好文章》月刊。据查,《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虽然编得很粗糙,但在上海图书馆还保存有一本。里面确实收录了朱自清的谈话记录,交代了这次见面的内容。

  据朱自清先生回忆,他头次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先生时:“他大约刚起床,在抽着水烟,谈了不多一会,我就走了。他只说有个书铺要他将近来文字集起来出版,叫《二心集》,问北平看到没有。我说好象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他说,这部书是卖了版权的。”朱自清想起“丏尊先生又告诉我,鲁迅先生在浙江时,抽烟最多,差不多不离口”。两人谈话中说的书铺是上海合众书店,出版的《二心集》包括鲁迅1930年至1931年的作品,1932年10月刚出版,当然关心在北平的销售情况。至于卖版权一事,根据10多年前发现的鲁迅与阿英的两封通信,证实了当时是经阿英之手,卖得版权费600元。

  27日,朱自清再次去邀请鲁迅的时候,正逢鲁迅在师大演讲,家里人说很快就回来,朱自清就在那里等候。“一会儿,果然回来了,鲁迅先生在前,还有T先生和三四位青年。我问讲的是什么,他说随便讲讲;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是《穿皮鞋的人与穿草鞋的人》(原题记不清了,大意如此)。他说没工夫给我们讲演了;我和他同T先生各谈了几句话,告辞。他送到门口,我问他几时再到北平来,他说不一定,也许明年春天。但是他从此就没有来,我们现在也再见不着他了。”这里的T先生应该是台静农,几位年轻人指王志之等人。当时朱自清代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上门邀请鲁迅讲演,表现了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和对鲁迅先生的尊重。从他对当时情景的回忆来看,朱自清分明是一个纯朴而又不善言辞的“迂”文人。而鲁迅坚持送他到大门口,两位作家依依惜别,不也是另一幅“背影”图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清华大学的师生在10月24日举行追悼会。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都在大会上做了演讲。因此,笔者猜测,《鲁迅先生轶事》中的朱自清谈话《我和鲁迅》,可能是朱自清在会上回忆与鲁迅的交往,当然也有可能是接受记者的采访缅怀鲁迅。不过,前者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如果是记者采访,应该有人见过发表的报刊。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11月16日,朱自清又特地进城看望朱安女士,并在日记中说,“进城拜访鲁迅夫人,承告以鲁迅一生所经之各种困难。”说明朱自清先生是重感情的人。继续翻阅朱自清的日记,还能找到类似的记载:“晚参加鲁迅研究会主办之讨论会,广田讲话甚多,余只说数语。”(1948年4月14日朱自清日记)。1947年下半年,朱自清在《燕京副刊》上发表《鲁迅先生的杂感》一文,专门从文体上分析鲁迅的作品。鲁迅的杂感之所以百读不厌,因为是“理智的结晶”,也就是诗。鲁迅的杂感不仅包括《热风》里的随感录,也包括《野草》里的散文诗,并且认为诗的结晶在《野草》丽达到了高峰。鲁迅的杂感增加了现实性和尖锐性以后,“杂感”又变为“杂文”了,“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朱自清先生特别指出这个现象,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诗,可是这是个更需要散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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