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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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背景：
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
思想文化方面：辛亥革命后，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
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
这次运动是为告别专制挽救和推进民主而进行的思想革命。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的发现”、“人的自觉”的时代，极大促进了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被民族主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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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化运动的起因和条件
1、思想启蒙是民主的前提
17—18世纪，西方世界开展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该运动开始于英国，蓬勃于法国，实践于美国，扩大到整个世界。启蒙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成为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强大思想动力。
思想解放至关重要，没有人的思想更新，就不会有现代公民。“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全面再评判。
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一页，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除了美国等由移民为主的国家外，任何国家要实现民主政治，都必须进行一场思想启蒙，实现观念革命，让专制时期的臣民变为公民。
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这样一个民主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中国国人就难以冲破传统观念牢笼，涤荡专制统治。
2、专制主义阴魂未散
清王朝虽被推翻，但专制主义幽灵仍在国中游荡，不管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是“革命”者的集权行为都说明，专制主义对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
陈独秀等深感“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新文化运动，就是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意识，帮助国人摆脱专制主义束缚，为实现真正民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自由空间是思想争鸣的保障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人民享有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当时，存在大量的独立媒体，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政见。在这一时期，各种学说百家争鸣，任何主义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任何思潮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播。科学文化事业在20世纪空前绝后地繁荣。
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充分必要条件。没有北京政府时期比较宽松的社会条件，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
首先，17～18世纪的欧洲，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矛盾成为西欧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不可否认，中国也存在资本主义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矛盾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主要矛盾。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才逐渐产生的。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没有成长到与封建势力抗衡的程度。所以，随着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辛亥革命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但是来自清廷内部掌握实权的旧官僚袁世凯通电拥护共和，逼迫清帝退位，对于结束中国的封建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一般认为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是往深了想，南京临时政府是因为缺钱而无法维持。也说是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并不牢靠。做为政治家的孙中山与其说是把临时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不如说是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与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如说是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竽。因为袁世凯遇到了与孙中山同样的问题——缺钱。为了妥善处理善后事宜，袁世凯不得不向外国告贷，史称善后大借款。
事实上，中国在由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变的过程是由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合力共同完成的，资产阶级只是这股合力中的一部分。
其次，西方启蒙运动之前已经发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促进了欧洲近代文化的发展。恩格斯对文艺复兴的评价是：“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足以说明中国的启蒙运动之前没有一个文艺复兴。因此，中国的启蒙运动只是在做西方文艺复兴的事。所以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特征就是反传统。
为什么反传统？因为传统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从新近的秦陵考古发现可知，秦始皇以后的中国至少在自然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反而是在倒退。
洋务运动在推进中国近代化方面功不可没。但是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遭遇到了来自传统的重重阻力。而这种重重阻力不仅来自官僚体制，也来自民间。
直观的原因当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有其道理的，针对性也很明确。
新文化运动是一道分水岭：之前对西方列强是屡战屡败；之后不仅屡战屡胜（例如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而且迫使西方列强不得不承认中国大国的地位。
第三，西方启蒙运动犹如一张白纸，可以书写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发生时，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这就存在学习什么样的西方文化的问题。
过去把太平天国捧上了天，如今又把太平天国定性为邪教贬入了地，这都是不可取的态度。就平常心而论，应该以失败为成功之母的态度对待太平天国等等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其实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如何学习西方文化的历史。前面的失败者为后来的者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才是科学地对待1840年以来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此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与打倒孔家店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也不能否认打倒孔家店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四，西方的启蒙运动主要是针对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制度，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启蒙思想家宣扬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博爱、平等，这些思想的传播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影响和推动的作用，促进了欧洲社会的进步。
而中国的启蒙运动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但是封建意识形态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国的启蒙运动肩负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任务；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的启蒙运动又肩负救亡图存的任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启蒙运动势必陷入问题与主义之争，最终主义占据了上风。也就是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在文化领域没有解决打倒孔家店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就进入到了政治领域。促使新文化运动的四个主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分化。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始人；胡适向右转，加入了国民党；鲁迅虽然没有加入什么党派，但是对鲁迅的评价是骨头最硬，而不是文化旗帜举得最高。
总之，中国的启蒙运动没有产生伏尔泰那样的文化巨匠。却产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家和为中国的命运呐喊的知识分子。
第五，西方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
而中国的启蒙运动不仅覆盖的知识领域狭窄得多，而且也缺乏浓度、广度和深度。甚至在有些领域，如自然科学方面还是空白。
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自身的特点。
启蒙的意思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中国的启蒙的运动其实就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
当然有人会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博大精深，难道还需要启蒙？
再博大精深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崇拜曾国藩，但是为什么弱小的毛泽东战胜了强大的蒋介石？显然毛泽东从曾国藩哪里学到的是精华，而蒋介石从曾国藩哪里学到的则是糟粕。
那么什么是精华，什么又是糟粕？可以这么说，凡是家基本上就是精华，例如道家、儒家等等；凡是术基本上就是糟粕，甚至可以这么说，本来是精华的东西，与术连在一起就成了糟粕，例如儒家是精华，而儒术就是糟粕。
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的“罢黜百家”不仅是除了儒家以外的各家，当然也包括儒“家”。其实董仲舒所谓的“儒”与孔子创立的“儒”只是形式上相同，实际上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再称其为儒家显然已经不合适，用儒术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岂不是把精华——家罢黜，而独尊糟粕——术。当然也有人认为“儒术”指的是儒家和法术。不过请问：如果“儒术”指的是儒家和法术，那么“独尊”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生长出了一株毒瘤——术。而且自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株毒瘤就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自从文景之治到近两千年后的乾盛世，中国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叙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普遍是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踫撞。结果是中华文明败下阵来，于是便得出结论，中华文明不敌西方文明，全盘西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实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踫撞的说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讲是中华文明中的术在与西方文明踫撞。而乾隆与马戛尔尼的故事为其后代子孙树立了用术与西方文明踫撞的典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中邪教的运用就不是偶然的。邪教其实是术的一种极端形式。
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李鸿章在与西方文明踫撞时不愿用术，而是尝试使用当时世界上通行的国际公法当然被视为异类，也就是卖国贼。
当然话又说回来，术在农业文明中术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毒瘤。只有在工业文明中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毒瘤。
《周易·蒙·初六》中说：废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已往吝。意思是说：在新知识和新形势面前，人们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便处于蒙昧的状态，就象带着镣铐的刑人。走出蒙昧状态就象刑人解脱桎梏，才能获得新生。否则将会遭遇凶险。
在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新知识和由此产生的新形势面前，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已经成为蒙昧的同义语，晚清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西方列强面前，中国的确处于蒙昧状态，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桎梏。所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从蒙昧，也就是术中开化。
再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为农业文明量身定制的，而中国的未来是要走向工业文明，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太合身了。
中国古代有一则《两小儿辩日》的寓言中说：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初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从此再也没有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也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有些学派根本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因为缺了自然科学这一家。按照今天中国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那么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只能算是社会科学中的百家争鸣。
启蒙还有传授基础知识或入门知识的意思。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就是自然科学基础。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然科学基础，才被术钻了空子。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补上自然科学这一课。
遗憾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启蒙运动并没有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瘤——术的问题，也没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补上自然科学这一课。
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是一大批文化上的巨人，而不是什么个别的伟人。
总之，中国与西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是先文艺复兴然后再启蒙，而中国则是先启蒙然后再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