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欢辱母杀人案怎么没有最新进展了？难道就这样沉了？
2017年5月27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案件经过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
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扩展资料
专家观点
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看来，民营企业由于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难度加大，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银行对风险变得敏感，钢铁本来就是产能过剩行业，源大工贸又是民营企业，在银行看来，违约风险比较高。”刘胜军说，因此，苏银霞除了选择高利贷，没有更好的办法。
刘胜军说，企业通过高利贷融资，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不借钱不行，但借了钱又因为利息太高，没能力偿还，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一方面借款人往往存在乐观的预期，“过段时间就把钱还上”，但这种预期往往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当出现违约时，“大部分人都不会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民间借贷年利率在24%以内，受法律保护，如果超过36%，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24%-36%部分，如果是借款人自愿，且没有损害其他人利益，也受法律保护。”成都一位律师李女士告诉记者，苏银霞向吴学占借款月利率10%，已经远超出合理范围。
但刘胜军表示，司法解释只存在于理论上，现实中，债权人习惯用非正规手段催债。“即便申请企业破产，也不能消除这种暴力催债，反而会被认为是逃债、跑路。”刘胜军说。
“要想避免类似悲剧，最重要的还是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给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的金融环境，从根本上消除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刘胜军认为。
折射现象
高利贷就是一个很难填上的坑。问题在于融资渠道有限。大银行不给你贷，即使农村信用社（现在普遍改制为了农商行），12%的利息你也贷不出来。
“几乎所有的高利贷都涉黑，不涉黑怎么收回钱。经常会发生命案，但这次闹得动静特别大。” “高利贷这种东西，监管起来很难。往往是出了大事，抓了几个人，就会平息一段时间。但过去之后，还会再有人出来，再做这个事儿。熟悉山东聊城地下金融情况的相关人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