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当北宋土崩瓦解，南宋在废墟中仓皇求生时，宋高宗赵构念兹在兹的是完成两件事情：（1）军队收归朝廷，也就是将主要军事力量置于皇权的掌控之下；（2）财政收归朝廷，也就是重建汲取体系，重建维系朝廷运转的经济命脉。其中，又以前者最为根本——因为南宋初年的大部分税赋收入，是掌控在地方军事力量手中的。
彼时，北宋的主力部队禁军，早已在开封城下化为乌有；江南地区的财政也无从指望，赵构一度沦落到想要赏赐大臣、却连一匹完整的马也拿不出来的窘境，最后只好将马折算成钱，赏赐半匹。从赵构时代的第一任宰相李纲开始，完成这两件事，一直是最大的政治任务。
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体制。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设立一群允许世袭的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帅们自主收取租赋的特权，让他们彼此协助，共同抵御金军。
提出这一建议的背景，是当时的赵构手中，并无任何像样的军队，也没有财政收入可以支持他组建军队。李纲只能寄希望于将民间抗金武装与流落为盗匪的残余部队收编起来，来组建南宋的国家军事力量。选择恢复藩镇体制，也是一种无奈——朝廷无钱支持军饷，只好任由军阀成立藩镇自由收取赋税。
但李纲的这一主张，与赵构发生了巨大冲突。赵构始终坚持恢复北宋的“禁军”体制，要求主要军事力量必须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绝不容许藩镇出现。李纲的政策流产，李纲本人也被迫离开了朝廷。
在此期间，尚是无名之辈的岳飞，第一次上书赵构，对朝政提出批评。在那份洋洋洒洒数千字的《上皇帝书》中，岳飞极力想要说服赵构以武力恢复故土，但却没能搞明白谁是自己的主张的支持者、谁是反对者，指着南宋政权中枢内最大的主战派李纲好一顿痛骂。奏章的主旨七零八落，缺乏重心。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读了这份《上皇帝书》后，留下的评语是“不知所论何事”。
接替李纲的，是黄潜善与汪伯彦。他们在后世的史书中遭人唾骂为“奸臣”。
黄、汪二人采取的措施，与李纲完全不同。与赵构相似，他们对藩镇体制有着深深的恐惧，极力主张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抗金的民间军队，也放弃了招降盗贼（多数盗贼的前身是原北宋军队）的政策，改从这些民间军队和盗贼军团当中挑选优秀士兵，来组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御营军”。
组建御营军之前，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只有两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西军，后来演变成南宋的四川军团；另一支是老将宗泽统率的开封军团。御营军若组建成功，将是赵构能够直接掌控的第一支军队。
但御营军的组建不能算是成功（或只能说有小部分成功）。其编制经过频繁变动，到建炎三年，从御营军中共分裂出来三股力量：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韩世忠的御前左军、张俊的御前右军。这三股力量脱出后，御营军已是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统领的这三支军队，后来均发展成了南宋的主力军团，三人加上岳飞，并称南宋的“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张、韩、刘、岳四支军团，唯有岳家军没有赵构御营军的历史背景——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宗泽开封军团瓦解后的残余小部队。这种独树一帜的出身，多少也影响到了岳飞日后的命运。
也是在建炎三年，赵构遭受到了来自跋扈军阀的沉痛一击。该年正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国此时的对外政策，是消灭南宋、抓住赵构。宋军无力抵抗，赵构只得仓皇逃亡，“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大臣们皆不在身边，禁军也没有随驾护卫——禁军的失职背后，是部队早已人心浮动。
三月份，杭州的护驾部队果然发生了叛乱，他们逼迫赵构退位给三岁的皇太子，又请出了北宋哲宗皇帝的妻子隆祐皇太后垂帘听政，且决定将赵构交给金人。此次叛乱，史称“苗刘之变”——叛军首领苗傅、刘正彦，原是赵构御营军中的统领。
赵构很快得以复位。新宰相范宗尹提出了新的整军方案，建议皇帝再次考虑实行藩镇制度——既然满地是割据一方的匪盗，朝廷又无力征讨，倒不如顺水推舟，给予他们藩镇的资格，让他们去抵御金军。与李纲的主张所不同者，范宗尹的藩镇建议只是权宜之计，他的长远目标仍是组建一支直属皇帝的庞大中央军。
与范宗尹招安匪盗的政策出台大略同期，岳飞的部队正面临着沦为匪盗的危险——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军团首领杜充突然投降，隶属于杜充的岳飞无家可归，只能向南流浪，更多的同僚则就地转化为盗贼，邀请岳飞上山入伙者络绎不绝。
这段流浪经历，对“岳家军”的成型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岳飞一直是体制内的士兵或者将官；杜充的投降将岳飞和他的部队从体制中踢了出去。当部队结束流浪、再次回到体制内，岳飞和他所率领的部队，已在流浪中建立起了深厚的私人纽带。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参与了收复建康府的战役。趁金军主力在建康府江面与韩世忠水师激战之际，岳家军在清水亭、牛头山等地接连战胜金军余部。收复建康府，使岳飞受到朝野瞩目，不再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游军”将领，并有幸得到了赵构的接见。
部队回归体制，岳飞成了镇守一方的将帅（通、泰镇抚使），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多少影响到了“岳家军”的运作机制。在流浪时期，岳飞与军中将领们建立起了同袍手足般密切的关系，比如在收复建康府一战中立下不小军功的猛将傅庆，就经常不当岳飞是上级，缺钱时总是大剌剌地直接找到岳飞：“岳丈，傅庆没钱使，可觅金若干，钱若干”，岳飞也“全然不以为意”。
但这种亲密关系，在岳飞成为镇抚使后发生了变化，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及飞为镇抚使，恃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傅）庆不改其常。飞待之异，庆颇觉之，不喜。”
岳飞的变化，并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做了镇抚使，既意味着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自己与部队进入了南宋朝廷密切关注的范畴，不能再沿用以前做流浪军时的行为模式，“恃法严肃”不给他人留下攻击的把柄，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遗憾的是，傅庆不能体察到这一点。他不但变得不高兴，还动了脱离岳家军的念头。适逢刘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邮抵挡金军，岳飞派傅庆前去支援。傅庆以前曾是刘光世的部下，在军前对王德表示自己有意重回刘光世麾下。张宪探知此事后，密告给了岳飞。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对傅庆的处理，据《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岳飞召集了麾下的统制官来比试弓箭，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170步，其他统制官均未超过150步，但战袍与金带却被赏赐给了王贵，傅庆不服提出抗议，酿成冲突后被斩杀。
《三朝北盟会编》所记载的傅庆之死的细节未必准确。但时人称南宋各“家军”之间——当时，韩世忠的部队被叫做“韩家军”，张俊的部队被叫做“张家军”，刘光世的部队被叫做“刘家军”，岳飞的部队被叫做“岳家军”——存在强烈的排外情绪，形容他们“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则多少可以在傅庆之死这件事情上窥到一些端倪。
换个角度来看，这种“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其实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若允许傅庆自由改换门庭这种事情随意发生，则各“家军”必然走向崩解。
而且，“家军”的出现，也是北宋政权土崩瓦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级的军队，以淮东楚州为大本营的韩世忠军、以池州和庐州为大本营的刘光世军、以建康府为大本营的张俊军，以鄂州为大本营的岳飞军，以及远在四川的吴玠军，最后不约而同选择成为“韩家军”、“刘家军”、“张家军”、“岳家军”和“吴家军”，既非偶然，也无可厚非。
从遍地狼烟，到一连串的洗牌后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军，南宋的军事力量迈了一个大大的台阶。五大家军正式成型后，对金防御已有成算，赵构再也不必担心需要逃往海上。但弊端也已显露，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互拖后腿，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是“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的另一面。
主战派宰相张浚曾有意以韩家军为主力，对淮北发动攻势。在各家军当中，韩家军兵力最少，韩世忠表示有困难。张浚以最高军事统帅的身份，给张家军的张俊发去公文，让他派部将赵密率军来援。张俊一口回绝，且四处宣扬韩世忠想要吞并他。张浚的背后有朝廷的支持，却驱动不了张俊的部队。
绍兴六年，宋军与金军支持下的伪齐军队在淮南会战。张浚的作战计划是让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三军联合出击。但刘光世以没有粮草为借口拒不合作。张浚为大局迁就刘光世，以最快速度送去粮草。但当杨沂中的军队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早已从前线撤了下来，且正准备向南渡过长江。所谓三军联合作战，自然也就成了空谈。
岳飞也曾被张浚认为是一个不愿合作者。据《会编》记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计划征讨伪齐，与四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家军大将们态度各不相同。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张浚寄望于家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一贯主张北伐的岳飞在会议上的这种态度，让张浚相当意外。
他由此对岳飞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认为岳有“养寇自重”的心思——岳飞是不是真的养寇自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已引发了南宋朝廷对他的猜忌。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之外，没有一支家军，愿意与南宋朝廷的代表张浚合作。而韩世忠愿意合作，又与张浚一直以来对韩家军的扶植有直接关系。
此次龟山最高军事会议，可以视作南宋政府对家军集团态度的一道分水岭。
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考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赵构和宰相张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体刘家军。在“中兴四大将”中，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早已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房宇田产和珍宝古玩上面。赵构赏赐的一件古玩，刘光世可以从早晨把玩到四更天。遇到战事，刘光世也已很少亲临前线，往往只派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刘光世的兵权，很轻易就获得了朝廷上下的同意，也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力。
问题是：谁来接管刘光世这支军队。赵构与张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一个月前，也就是绍兴七年一月，金国派来使者向赵构通报了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赵构。恰值此时他又一次召见了岳飞。岳飞希望赵构能给自己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军队，去直捣黄龙府。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赵构，立即将岳飞升职为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使其官爵正式与韩、张、刘三大将平行。三月份，赵构移驾建康府。
韩世忠率贴身亲兵在建康护驾，赵构却撇开他，在卧室再次单独召见了岳飞。在这次卧室交心中，他给了岳飞一个天大的许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
也就是说，赵构不但承诺把刘光世的五万多部队交给岳飞，还把川陕的六万多吴家军及其他一些小军团，总计约达十七万之多的军队，一并交给岳飞来指挥。再加上10多万岳家军，归入岳飞指挥的部队，总计达到了近30万。而不受岳飞指挥的韩家军和张家军，加起来也不过10万左右。
为了使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家军，赵构还给刘光世的部将们写下了亲笔手诏，让岳飞带给他们。手诏中说：“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今委岳飞尽护卿等……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金佗续编．高宗手诏》）
将全国四分之三的军队交付给岳飞一个人指挥，有宋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岳飞欣喜若狂，感念知遇之恩，两天后就拿出了一套北伐计划呈递给赵构。随后，赵构又发给岳飞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其中，都督府札中开列的是刘光世的部队人马清单，而此时罢免刘光世的命令还没有对外宣布。赵构嘱咐岳飞将札子“密切收掌”，不要泄露国家机密。
赵构的冲动与轻率，让他忽略了两件致命的事情。其一，北宋朝廷内部虽然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但在防止武将坐大这个问题上，却几乎完全一致；其二，宰相张浚还兼着都督，他这个都督名义上具有节制所有家军的权力，但始终差遣不动家军领袖。
张浚一直很希望拥有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然后通过这支军队来节制其他家军领袖，所以他很想由自己、而不是岳飞来接管刘光世的部队。如今，赵构不但决定把刘光世的部队交给岳飞，还承诺将全国四分之三的部队划拨给岳飞指挥，这不但打乱了张浚的计划，还等同于剥夺了他节制家军的都督之权。
说服赵构改变主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摆出祖制，再让他仔细想清楚将四分之三的部队交到一名将领手中的潜在风险有多大，再让他看看朝中反对者的浩大声势，赵构只能是“幡然悔悟”。“幡然悔悟”后的赵构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将自己对岳飞的信任与器重，推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巅峰，如今又要亲手将岳飞从这巅峰上推下来。这是一场对君臣关系的巨大考验。
赵构的解决办法是接连给岳飞去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继续欺骗岳飞说“前议已定”；第二道诏书先大赞一番岳飞的忠勇，然后提醒他有些重要的消息会让张浚代传，希望岳飞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要做到“委曲协济”，千万不要闹脾气；第三道诏书则是让岳飞将以前那些手诏之类的相关文件缴还回来。此外，赵构还希望张浚能好好安抚一下岳飞，但张浚却把事情搞砸了。
他把岳飞召到都督府，装作从没有发生过让岳飞接收刘家军的事情，意味深长地问岳飞：“王德是淮西（刘家军）的宿将，淮西军一向信服他。我想让他做淮西军的都统制，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身分接管淮西军，你觉得怎么样？”这番话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岳飞由其接管刘家军的决定已被取消；二是告诉岳飞，张浚自己要去接收刘家军。
岳飞的回答，不是赵构和张浚所希望听到的。他告诉张浚，他不同意让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别人不会服从他；而吕祉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不会带兵。他们去接收，一定要出乱子，妥善的做法，是“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接下来的谈话越来越僵，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
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一个档次，怎么统帅得了一支大军！”因为龟山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来已无好感，话谈到这里他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岳飞也不示弱，愤然回击道：“都督既然询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从张浚的都督府出来，岳飞立即给赵构写了一封辞职信，没等赵构批准，连驻地也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去了。张浚得知岳飞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赵构，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的在要挟朝廷，建议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赵构也很懊恼，屡屡当着大臣严厉斥责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到了最后，赵构仍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已悄然完全关闭。当岳飞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赵构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章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责卿家呢？
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惟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回到鄂州后，岳飞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重提“陛下比者寝閤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提醒赵构不要忘了是他违背了君臣间彼此的承诺。
稍后刘家军的接收，果然与岳飞所预料的丝毫不差。王德镇不住其他将领，吕祉也确实只会纸上谈兵。其结局是：刘家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率军四万余人北投。王德只能守着本部的几千人，眼睁睁看着郦琼扬长而去。刘家军从此不复存在，淮上前线的防御也一度陷入崩溃。张浚成了导致这场叛乱的罪人，被踢出了决策中枢；继张浚出任宰相的赵鼎，从郦琼的叛变中，再次体味到了一支由朝廷（也就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的军队，是多么地重要。
受郦琼叛变的影响，赵构将自己的住处从靠近前线的建康，悄悄转移到了后方的杭州。刚撤掉刘光世，这支5万多人的大军立刻叛逃他国，赵构对家军的信任已跌至冰点——遗憾的是，赵构很少反思自己在接收过程中所犯下的累累错误。皇帝与宰相们再度达成共识：整顿出一支完全隶属于皇帝的强大中央军，是目前最亟需完成的政治作业。
有鉴于直接摘掉家军领袖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掖家军当中的偏将，让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这很类似于汉武帝当年所实施的“推恩令”：让每个大诸侯国里产生无数个小诸侯国，从而瓦解掉大诸侯国。大将当中，老练的张俊一眼就看透了朝廷的图谋，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使朝廷“终不能得其柄”。但岳飞没能看清这场政治的浓雾。绍兴八年，他还在向赵构请求增兵，结果自然是被拒绝。
与瓦解家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与金人的和谈。一种流行的错误论断是：宋金和谈，是南宋政府整顿家军的目的，为了向金人妥协，南宋政府杀害了坚决抗金的将领岳飞。这种说法其实颠倒了因果。绍兴八年，具体负责整顿家军的枢密副使王庶，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
也就是说，和谈不是整顿军队的目的；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没有一个宽松、和平的宋金关系，赵构就不敢对家军动大手术；要对家军动大手术，首要之务就是进行宋金和谈。王船山在《宋论》里评价这段历史，也说得很明白：收兵权才是目的，搞和议只是手段。
和谈是整顿家军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顿家军。这一秘密计划，只流传在南宋政府有限的几个最高决策核心中间，包括了赵构、赵鼎、秦桧，以及王庶。对外朝廷另有一套说辞。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议，赵构始终在对外不断强调“孝道”，他当着整个国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议，需要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来。
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一年，决策核心发生了许多人事变动，宰相赵鼎也被秦桧所取代，但通过和议来为整顿家军开路这一基本路线，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赵构已经狠下心来，一定要彻底解散家军，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庞大中央军。在此期间，岳飞们在军事上所取得一切胜利，其实都是在挖自己命运的墙脚。他们对金人的军事压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议，大将们自己的最终命运，也就来得越快。这种明显的迹象，可以从两次和议的对比中看到。
绍兴八年的和议，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分裂为赞同和反对两大派，彼此对抗；而到了绍兴十一年，却几乎没有士大夫出来反对和议。南宋学者吕中后来感慨说：“向者之和，贤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则无一人言之。”会变成这样，吕中认为是“诸将奏捷”的缘故——确实如此，绍兴八年朝廷还没有从淮西兵变中恢复过来，而绍兴十一年的拓皋之战，已彻底打消了金军渡过长江的念头。
所以，当岳飞在郾城大捷后极力请求继续扩大战果时，赵构却用十多道金牌把他招了回来。这一举动的实质，不是“南宋朝廷的投降派在捣乱”，而是赵构觉得彻底摧毁家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耳熟能详：朝廷“杯酒释兵权”，以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的空头衔，取消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的统军大权。
当张俊和韩世忠广置田宅，开始他们后半生“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涯时，岳飞则被投进了临安府的最高监狱。岳飞的这个结局，其实早在绍兴七年就已写定——那一年，赵构亲手将岳飞推上了信任与权力的巅峰，又亲手将他从巅峰上面踹了下来。不管岳飞内心有无怨怼，这场风波之后，多疑而猜忌的赵构，都不可能再信任岳飞。
绍兴十二年，世间已无岳少保。赵构对着大臣们兴奋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官无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