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魏征与长孙无忌究竟渡过了怎样的一生?

他们做为李世民的臣子,究竟谁的贡献最多?

Answer 1

魏徵，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 太宗即位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 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自缢而死。有诗三首。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长孙无忌一生都尽忠于大唐，却因为武则天的上台而被后人诟病，而现代有些人更是用心险恶，妄想将他一生的功绩抹杀。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年纪相仿，进入永徽时期之后，除了教导李治如何做一位明君，他还加紧律法礼法的修订，著名的唐律疏议便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并被后世视为典范，赞之为“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正所谓“礼义廉耻，国之根本”，长孙无忌奠定了大唐两百多年的律法根本。 之后，长孙无忌开始为李治帝位的平稳铺路。李治当时仅仅二十出头，在位才三四年，长孙无忌已经将近六十，随时可能撒手归天，因此长孙无忌担心自己死后李治压不住，所以借着高阳谋反案将对李治有威胁的皇子一并除去。 史书虽称高阳公主“帝爱之”，论起实际待遇却是远远比不上嫡出女儿的，因此高阳嫉妒房遗直的官爵，一直陷害房遗直未果，永徽年间，她又勾结李元景意图谋反，从而给了长孙无忌一个很好的机会。 长孙无忌将唐高祖、唐太宗两位年长的皇子一并斩首，李元景死有余辜，李恪史称是冤杀，因为李恪当时身在封地，离长安十万八千里的地方，确实不大可能参与谋反，但是当时他是李世民所有庶出子中年纪最大的，换句话说，杀了他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根据当时皇子们的封地等待遇来分析，李恪可以说是唐太宗所有庶出子中待遇最差的一个，他的弟弟更是被唐太宗骂成“禽兽不如”，那么这样一个待遇平平的皇子，为什么能让李世民动了立太子的念头呢？首先当时的李治只有15岁而已，他的性格柔弱，又是被自己捧在手心中呵护长大的，完全是个没经历过风雨洗礼的孩子。李世民看到这一切，自然会产生出自己走后，这个孩子能不能撑起大唐的江山的疑问，那么这个想法一开头，自然就要往下想，如果他撑不起，又该选谁呢？这时李世民自然要把他的儿子们排一遍。当时李承乾被废，李泰被贬，李宽、李佑已死，李愔、李恽的品行之差李世民心知肚明。李贞虽然比李治大，但当时来说也只有16岁左右，文才武略方面恐怕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一轮下来，最适合的人就只有李恪了，一来他英果，二来他年长，经历的自然比李治多，性格也较李治成熟。李世民一想到这个，以他的急性来说，必然要向人吐露，于是就找来长孙无忌单独商量，然而他对立李恪只是处在一时兴起的阶段，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否则就不可能被长孙无忌的一席话就此说服，从此不转此念。李世民没有将想法付诸行动与私爱李治有很大关系，根据史书记载，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治与妹妹晋阳公主一起被唐太宗带在身边亲自抚养长大，一直到立为太子都没有离开过父亲身边出宫单独居住过，甚至在立为太子后，都不让李治在东宫居住，褚遂良与刘洎曾两度进谏，要求放太子回东宫，进谏的理由也是不可过于溺爱太子。因此唐太宗对李治可以说是万般呵护宠爱，而李恪在贞观7年就已经离开长安去封地了，直至贞观十七年与李世民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也是寥寥无几，比起由李世民亲自抚养大的李治，在感情上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后世之人曾评价唐太宗——今太宗以一旦之爱，必立晋王，岂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己子耳，犹以私爱弃英果而立柔懦。 皇权斗争中，牺牲在所难免，而对于杀李恪这样一个普通的皇子，长孙无忌一点压力都没有。真正让长孙无忌有压力的，是宗室功臣李道宗。李道宗的宗室地位加上军功才是让长孙无忌犯难的，所以最后长孙无忌选择流放李道宗，因为他不忍对这样一个功臣下杀手。 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尽力辅佐新皇帝。在这期间他又主持修撰了《 唐律巯议》三十卷，系统疏证诠解《唐律》的各项条文。这部法典不但对完善唐 朝法规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古代法典。 然而，在一场皇后的废立斗争中，长孙无忌这位初唐忠臣，终于因反对立后而遭陷害致死。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 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 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 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 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 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毕生忠于大唐王朝。作为唐朝的开国元勋，他不居功，不自傲，尽力协助唐太宗、唐高宗治理朝政，为唐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为一代忠臣。最终仍旧没有逃过“泰极否来”的规律，死于宫廷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