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草药竟然会致病，这个说法到底科不科学？
剑可护身杀敌，也可伤及自身，此乃事物普遍之两面性；况且剑可伤人，但伤人者乃是人，剑不能自伤人。中药亦然。“药能治病，亦能致病”，中药本身是无辜的（除非有质量问题）。“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余听鸿语）。有毒未必有害，无毒未必无害，药之害在医不在药。
首先，中药使用必须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关木通用毒，是真；而有毒就必定有害无益吗？是否也有医生（特别是西医）不懂辨证用药的原因在内？阴阳寒热不分，表里虚实不顾，以对证之剂用作对病之方；不管开始对证与否，也不论后来证型是否改变，一味“龙胆泻肝丸”开将出去。
所谓“君之用药，非歧非黄，君之用药，如虎如狼；经君之手，不病而病，服君之药，不亡而亡”，岂不冤枉？如此用药，人参、茯苓都会出问题，何况有毒之关木通呢。日本前些年发生的“小柴胡汤事件”，就是因为脱离了中医学理论使用小柴胡汤的结果。我们难道还不能引以为戒吗？中医不同于西医，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因此，使用中药之前，务必懂得中医应该怎么用，懂得正确的炮制、煎煮方法，不要盲人骑瞎马，效果不好甚至出了医疗事故，反说中药有毒，中医无用。
其次，用法和剂量有差，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中西药物皆然。近医杨则民讲：“麻黄作解热剂时用轻量，作利尿剂时用中量，治喘时用大量；桂枝伍于发汗剂时用轻量，和卫阳时用中量，治疗风痹时用大量。附子作强心剂时用大量，峻下作镇痛剂时用中量，作止泻剂时用轻量。
川连泻火解毒用大量，消炎用中量，健胃用轻量……又言“乌附大量则中毒”等语。可见剂量实在值得重视。而王清任用黄芪，缪希雍用石膏，祝味菊用附子，常剂量极大，是基于对中医理论和药物的深刻认识及对方剂的巧妙配伍。正所谓“艺高人胆大”，如果没有临床经验和对所用药物的深刻认识，岂可随便效仿？再如关木通有毒，有人用不得当而出现了副作用，有人却能用之有利而无害，药之过，人之过？
再者，毒性为部分药物作用的一部分，而临床上以毒为用的例子也不少见。
《本经》药品之下品即毒药；《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要求医师在识别利害药毒“令民知所避就”的基础上，还应该能动地化害为利和化毒为药，转化利用来作为医疗手段。而外用吴茱萸、川椒、巴豆、蓖麻子、斑蝥、毛茛等都是中医引赤发泡、由上达下、由里达外的诱导疗法，在外治法中经常使用。全蝎，蜈蚣之类，皆有毒之品，而章次公、朱良春诸先生用之内服其效如神。《孔颖达传》甚至说：“服药必暝眩极，其病乃除”，可见有毒未必有害。而一味平和之品，对提高疗效也是有限的。
以毒为用，需胆大心细，另是一种境界。
朱良春统计，古有十八反，十九畏，而历代皆有用之者。如《金匮》甘遂半夏汤之甘草，甘、遂同用，赤丸之乌头、半夏同用，丹溪莲心散芫花、甘草同用等。用药如用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韩信之行背水阵也；不善者徒取灭亡之祸耳，可不慎哉？盖贤者真知灼见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试以杀人也。
最后，虽然现代对中药药理毒理已加强了研究，但仍未足够深入，在教学中对此仍未给予充分重视。对西医开中药或中成药也没有给予一定的管理和限制。这一点也很值得重视。
吴塘曰：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内经》曰：世无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医。用药有害，一味从药物上找原因，甚至将药物封杀（如关木通等），如同马不走去鞭打车，不是一种对中药应有的客观态度。陆广莘先生也提出药之害在医不在药，龙胆泻肝丸事件或者马兜铃酸事件，起源于外国人不懂中医药，或国内一些西医未遵循中医理论正确辩病，但其实质恐怕是医药市场之争，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希望媒体更多地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免误导民众。其意见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