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历史评价
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当年开春三月，康有为从桂林由陆荣廷的老上司、师爷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绍前来明秀园拜会陆荣廷，期间在园内的“别有洞天”亭中举行了私人宴会。一次酒过三巡，康有为抬头看着亭子支架上挂的书有“别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问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热门熟语，您到底信道教，还是信佛教？”陆荣廷也望了望那块牌匾，摆摆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当地人信奉的师公，我也不信！我只信牛教！”康有为感到奇怪，忙问：“世界上哪有什么牛教？！这到底是什么宗教呀？”陆荣廷郑重其事地回答：“牛教呀，是我陆荣廷在龙州时创造的。”康有为更感诧异地用广东话问道：“您创造这牛教，点解呢？”陆荣廷又哈哈大笑了起来，喃了一首壮语山歌做解释。康有为洗耳恭听，莫名其妙，又用广东话说道：“唔知！唔知！”陆荣廷接着也用不甚标准的广东话说：“有乜嘢难知嘅！”然后马上用柳州话接着说：“这首山歌说的是：牛有四个胃，体壮力很强，干生全咬碎，消化不慌忙嘛！”康有为哈哈笑了起来，说：“这是民间歌谣，不是什么宗教嘛！”
接着，陆荣廷脸色有点严肃，一本正经地说：“说实话，我陆荣廷是个大老粗，世界的事懂得少，什么宗教不宗教，我一窍不通，我只看到农民养的耕牛本事大，干草、枯草、嫩草、老根一起吞下肚子里去，饱了就蹲在树荫下慢慢再吐出来，七咬八嚼，再吞下肚里消化它，不也有力得很吗？”他停了停，接着说，“孙中山先生派人来找我，教我实行三民主义；梁启超前不久也来找我，叫我搞什么造反主义；现在您来找我，教我大搞什么改娘主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康有为早在《自编年谱》中并不讳言：“（我当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 同时，康有为还曾让其心腹杨深秀向光绪上奏，建议“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较明确透露“合邦”之具体内容者，乃康党骨干宋伯鲁之奏折。奏折称：“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谓“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参与“合邦”之国，其现存政府架构完全作废，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万木草堂迁至卫边街的邝氏宗祠（今广卫路附近）。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来学者众，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习惯上，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址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
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万木草堂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康有为在这里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由于课程设置和授课方法的新颖，以及康有为的宏学，让来试听的梁启超一听倾心，放弃了在另一所书院的学籍，投入康氏门下。万木草堂本是丘氏宗祠，也是清末岭南三大诗人之一的丘逢甲族人祭祖、授课之地。康有为开学收徒之时借用了此处。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因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光绪三十年（1904年），康有为来到北欧国家瑞典，被这里的风情吸引，他在游记中形容瑞典的美景时写道：“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他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为盐湖浴场）地区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才离开。
一百多年过去了，“北海草堂”在波罗的海寒风的侵蚀下，早已湮没难寻，但北欧的华人为了纪念康有为，习惯把该岛称为“康有为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