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集中在东市与西市。
在唐代京都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东市”在今西安交通大学一带，“西市”在今劳动南路一带。“东市”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而“西市”不仅是大众平民市场，更是包含大量西域、日本、韩国等国际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唐代“西市”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固定商铺4万多家，被誉为“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
2、东西两市的区别
唐长安东西两市除所处位置上的不同之外，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经营商品的种类略有不同
东市和西市同是长安城工商业市场，但是由于其市场位置的不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也略有区别。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而西市则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
2）东市的商业不如西市繁荣
东市靠近三内，周围多是勋贵官僚第宅，而其商业反却不如西市繁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影响和限制。
这是因为，唐统治者视商贾为“贱类”，以工商为未利，严禁百官入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月、二年十二月，太宗多次颁布禁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禁五品以上过市”。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六月，德宗又下诏：“禁百官署邸贩鬻”。有故事说，武周时期官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将入三品。一次退朝，就因为在路旁买一新熟蒸饼，于马上而食，结果遭御史弹劾，而未能升迁。武则天特为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朝野佥载》卷四)可见封建统治者既要依靠工商业满足其物质生活的享受，又自视清高，对工商业者卑视，加以种种的限制。据《长安志》载：“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京……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而西市商业较东市繁荣，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又被称之为“金市”。
3、唐长安城东西两市的面积，各占南北两坊之地，平面形制均为南北略长、东西略短规则的纵长方形。
两市之内，各有两条平行的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四条主干大街在市的中央交叉成井字形，并且将整个市区划分成九个长方形。据考古探测，西市内四街宽约16—18米。其中南北向二街之间相距309米，东西向二街之间相距327米，二者大体相等。北街距市的北墙336米，东街距市的东墙293米。东市内四街宽度将近30米，较西市之街宽约一倍。
除市内主干四街之外，在两市的四周围墙内，还有沿墙平行的四条街道，顺墙街宽都在14米许。
4、另外，在市内沿着各条大街，在每方之中，还有许多小的巷道。这样市的规模虽大，但大街小巷相通，交通极为方便。
在东西两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两市各有八门。每门各与市内主干大街相通。市门有门吏管理。如同长安城内宫门、城门、坊门一样，早晚要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
两市内的基本布局是，中央各设市局与平准局，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所有店铺都临街开设于各方的四周，每方中小的曲巷，也都有临路开设的店铺。这样临街设店，四面立邸，既便于交通和货物进出装卸，又便于招搅顾客，进行贸易。
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这些外国的客商主要卖出香料、药物，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
在西市，前店铺后作坊多为胡商所开，从达官贵人筹集资金的钱柜到专卖钱绳的商贩，包容了220行。胡商多经营珠宝、香料、药材、丝绸、兼营借贷，也有经营酒肆和旅店的，他们中有不少人因经商致富。历史上也流传着不少有关胡商的记载，如西市一名胡商曾以十万贯钱，从西明寺僧人手中购得武则天钦赐的清泥珠珠宝。还有胡商欲从平康坊菩提寺僧人手中花一千万购买宝骨等等。可见当时客居长安的胡商们在西市的商贸经营中获利不少，也足见当时西市商贸区域的成熟。
5、随着西市的不断发展，到了唐朝中期，在西市经商的胡商有了明显增加，公元779年7月前，在长安常住的胡商就达到了数千人之多，胡商、胡人、胡店，久而久之，长安城里的“胡风、胡俗”也就随之在汉人中流传开来，穿胡服、欣赏胡人艺术文化等也成了长安城里汉人的时尚，其中有许多西域姑娘为之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尤其成了少年郎的光顾之地，因此也就有了李白的“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在唐代京都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东市”在今西安交通大学一带，“西市”在今劳动南路一带。“东市”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而“西市”不仅是大众平民市场，更是包含大量西域、日本、韩国等国际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唐代“西市”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固定商铺4万多家，被誉为“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
2、东西两市的区别
唐长安东西两市除所处位置上的不同之外，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经营商品的种类略有不同
东市和西市同是长安城工商业市场，但是由于其市场位置的不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也略有区别。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而西市则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
2）东市的商业不如西市繁荣
东市靠近三内，周围多是勋贵官僚第宅，而其商业反却不如西市繁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影响和限制。
这是因为，唐统治者视商贾为“贱类”，以工商为未利，严禁百官入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月、二年十二月，太宗多次颁布禁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禁五品以上过市”。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六月，德宗又下诏：“禁百官署邸贩鬻”。有故事说，武周时期官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将入三品。一次退朝，就因为在路旁买一新熟蒸饼，于马上而食，结果遭御史弹劾，而未能升迁。武则天特为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朝野佥载》卷四)可见封建统治者既要依靠工商业满足其物质生活的享受，又自视清高，对工商业者卑视，加以种种的限制。据《长安志》载：“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京……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而西市商业较东市繁荣，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又被称之为“金市”。
3、唐长安城东西两市的面积，各占南北两坊之地，平面形制均为南北略长、东西略短规则的纵长方形。
两市之内，各有两条平行的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四条主干大街在市的中央交叉成井字形，并且将整个市区划分成九个长方形。据考古探测，西市内四街宽约16—18米。其中南北向二街之间相距309米，东西向二街之间相距327米，二者大体相等。北街距市的北墙336米，东街距市的东墙293米。东市内四街宽度将近30米，较西市之街宽约一倍。
除市内主干四街之外，在两市的四周围墙内，还有沿墙平行的四条街道，顺墙街宽都在14米许。
4、另外，在市内沿着各条大街，在每方之中，还有许多小的巷道。这样市的规模虽大，但大街小巷相通，交通极为方便。
在东西两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两市各有八门。每门各与市内主干大街相通。市门有门吏管理。如同长安城内宫门、城门、坊门一样，早晚要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
两市内的基本布局是，中央各设市局与平准局，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所有店铺都临街开设于各方的四周，每方中小的曲巷，也都有临路开设的店铺。这样临街设店，四面立邸，既便于交通和货物进出装卸，又便于招搅顾客，进行贸易。
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这些外国的客商主要卖出香料、药物，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
在西市，前店铺后作坊多为胡商所开，从达官贵人筹集资金的钱柜到专卖钱绳的商贩，包容了220行。胡商多经营珠宝、香料、药材、丝绸、兼营借贷，也有经营酒肆和旅店的，他们中有不少人因经商致富。历史上也流传着不少有关胡商的记载，如西市一名胡商曾以十万贯钱，从西明寺僧人手中购得武则天钦赐的清泥珠珠宝。还有胡商欲从平康坊菩提寺僧人手中花一千万购买宝骨等等。可见当时客居长安的胡商们在西市的商贸经营中获利不少，也足见当时西市商贸区域的成熟。
5、随着西市的不断发展，到了唐朝中期，在西市经商的胡商有了明显增加，公元779年7月前，在长安常住的胡商就达到了数千人之多，胡商、胡人、胡店，久而久之，长安城里的“胡风、胡俗”也就随之在汉人中流传开来，穿胡服、欣赏胡人艺术文化等也成了长安城里汉人的时尚，其中有许多西域姑娘为之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尤其成了少年郎的光顾之地，因此也就有了李白的“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