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极简欧洲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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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欧洲史》将欧洲定义为一个“怪物”,一个包含并且能坚持强多元的文化混合体,全文反复阐释、证明着这一点。而这个多元的混合体,大致发轫于爱琴海沿岸的希腊雅典,文中第一章就如此说到。欧洲拥有10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该书却仅以爱琴海沿岸地图为封面,这也能从侧面说明作者认为希腊思想指引了欧洲千年历史的奔流。
通览该书之后,我的心中也久久萦绕着这样一个想法,欧洲为何无可争议地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为何弥漫上下5000年历史智慧光辉,经济文化发展同样繁茂的泱泱中华一直只得望其项背。其原因或许并不在基督教的控制蔓延,并不在无休止的战争及其带来的文化冲击,甚至也不在思想多元化。而在千百年来欧洲人民脑中无法磨灭的古希腊思想印记。 我认为,古希腊思想大概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古希腊思想是对民主的不屈坚守。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无论对于国王,还是教皇;无论面对暴君还是“第一公民”,王权始终受到较大的限制。无论是雅典民主,还是罗马共和,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权利法案”也都体现出人民对民主的忠诚。“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国王的”成为一种永恒的`主流思想,相对应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是一种连统治阶级都认可或者必须认可的概念。
这种对封建体系的限制应该说对经济文化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权私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民主带来的民智则为文化的进步输送活跃的思想火花。
反观中国,自嬴政扫六合,称皇帝起,尽管此后天下分分合合,在或大或小或统一或分裂的国家领域内,王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诗经》中普遍流传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说明这一点。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所有革命,仅仅是革除某人的天命,鼓吹缔造另一个人的天命而已,农民起义之后后继的是则是另一个拥有绝对统治力的君主,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明代的中国,出现了纸币,出现了银行的雏形“钱庄”,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也止于此,究其原因,就是无法确切保障物权私有。 并且,这样过度集权的封建体系下,民智确实很难有所发展有所作为。譬如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十分接地气的俚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甚至到现在还偶尔在官民出现分歧时被引用。然而这却实实在在是非常十分可悲的,因为不应当是“当官为民做主”而应当是“当官为民办事”,为民做主,做主人的,只能是人民自己。华夏子孙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而不是自己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不可能出现民主,“民智未开”也是必然的,进一步说,文化发展的脚步也必将受到桎梏。
其二,古希腊思想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涵盖政治制度,科技,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无所不包。苏格拉底的质疑一切,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导作为古希腊思想的杰出代表,已经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民心中,构成了他们思维和行动的纲领和指引。其结果是,欧洲人的思想无缰绳、亦无疆界。他们敢于揣摩一切可能性,而这样大胆闯荡又给他们的思维增添了更多可能性,这才是人类智慧的健康发展。 同样比照旧时代的中国。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就此成为中华唯一的正统,人民的思想创造都不能跳出儒家思想的范畴,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认可,不可能实现彼时时代所定义的人生价值。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结晶,它对中国乃至亚洲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甚至到如今一些诸如管理学、经济学等新兴学科都能从中汲取到不一样的养分。然而,统治阶级手中的儒家思想客
观来说也成为了局限人民思想爆发力的枷锁,遮蔽了无数先贤探索的眼睛。明代“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则加剧了浮云遮望眼的病症,直到opium战争的硝烟刺痛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思想究竟落后了西方人几百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人民当家作主,让思想兼容并包,只有做到这两件事,才能真正让中华民族由“后进生”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通览该书之后,我的心中也久久萦绕着这样一个想法,欧洲为何无可争议地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为何弥漫上下5000年历史智慧光辉,经济文化发展同样繁茂的泱泱中华一直只得望其项背。其原因或许并不在基督教的控制蔓延,并不在无休止的战争及其带来的文化冲击,甚至也不在思想多元化。而在千百年来欧洲人民脑中无法磨灭的古希腊思想印记。 我认为,古希腊思想大概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古希腊思想是对民主的不屈坚守。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无论对于国王,还是教皇;无论面对暴君还是“第一公民”,王权始终受到较大的限制。无论是雅典民主,还是罗马共和,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权利法案”也都体现出人民对民主的忠诚。“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国王的”成为一种永恒的`主流思想,相对应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是一种连统治阶级都认可或者必须认可的概念。
这种对封建体系的限制应该说对经济文化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权私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民主带来的民智则为文化的进步输送活跃的思想火花。
反观中国,自嬴政扫六合,称皇帝起,尽管此后天下分分合合,在或大或小或统一或分裂的国家领域内,王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诗经》中普遍流传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说明这一点。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所有革命,仅仅是革除某人的天命,鼓吹缔造另一个人的天命而已,农民起义之后后继的是则是另一个拥有绝对统治力的君主,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明代的中国,出现了纸币,出现了银行的雏形“钱庄”,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也止于此,究其原因,就是无法确切保障物权私有。 并且,这样过度集权的封建体系下,民智确实很难有所发展有所作为。譬如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十分接地气的俚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甚至到现在还偶尔在官民出现分歧时被引用。然而这却实实在在是非常十分可悲的,因为不应当是“当官为民做主”而应当是“当官为民办事”,为民做主,做主人的,只能是人民自己。华夏子孙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而不是自己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不可能出现民主,“民智未开”也是必然的,进一步说,文化发展的脚步也必将受到桎梏。
其二,古希腊思想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涵盖政治制度,科技,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无所不包。苏格拉底的质疑一切,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导作为古希腊思想的杰出代表,已经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民心中,构成了他们思维和行动的纲领和指引。其结果是,欧洲人的思想无缰绳、亦无疆界。他们敢于揣摩一切可能性,而这样大胆闯荡又给他们的思维增添了更多可能性,这才是人类智慧的健康发展。 同样比照旧时代的中国。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就此成为中华唯一的正统,人民的思想创造都不能跳出儒家思想的范畴,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认可,不可能实现彼时时代所定义的人生价值。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结晶,它对中国乃至亚洲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甚至到如今一些诸如管理学、经济学等新兴学科都能从中汲取到不一样的养分。然而,统治阶级手中的儒家思想客
观来说也成为了局限人民思想爆发力的枷锁,遮蔽了无数先贤探索的眼睛。明代“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则加剧了浮云遮望眼的病症,直到opium战争的硝烟刺痛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思想究竟落后了西方人几百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人民当家作主,让思想兼容并包,只有做到这两件事,才能真正让中华民族由“后进生”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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