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三国志的历史评价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