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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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学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源远流淌生生不息。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引导上，更渗透到他国的文化的构建中。自唐太宗李世民建立盛世起，儒学作为文化的交流桥梁迅速被慕名而来的日本所采纳，自此儒学便在日本的本土繁衍出新的迹象，与日本的本土文化兼容并发，极大的促进日本文化的繁荣昌盛。
董仲舒
日本虽学习吸纳儒学，但也并非完全推崇。儒学在日本的文化发展中仅仅起着特定的影响，似相容而绝非并齐。古代日本对于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受容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王土王民思想为核心，仿照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律令制。并颁布了日本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正式推行以户籍为中心的班田收授法。天武天皇时期顺承天智天皇遗留下来中央集权制，制定类似于中国官僚主义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试图改变豪族主导政治的现状。这便是后来日本的律令《飞鸟净御原令》。此外，还派遣使者去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飞鸟净御原令》的基础上，以《大唐永徽律令》为基础，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于公元8世纪中期，将律令制度推向巅峰。
然好景不长，桓武天皇在公元8世纪末时，因其给朝廷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不得不废除大宝律令中的军团制，转而倚靠地方豪族武装的健儿制与国衙军制。
桓武天皇
在军事力量权利的转移中，中央逐渐退出舞台，势家权门渐渐崛起，太政官的权力几乎被权门所瓜分，律令制也便名存实亡。即便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日本的政治依旧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如一直流传到今天的神祇官。
太政官是在唐朝的三省制的基础上创立的，权限却远大于三省，除非重要议案，一切议案只要太政官审议通过，便可直接发布。做为优秀的借鉴，日本也模仿中国设立大学寮，但其有极大的局限性，只针对宦官贵胄开放，平民子弟无法参与进来，也就导致能出人头地的平民寥寥无几。
中世纪日本已经行形成一套完备的封建政治体系，此时的儒家文化于其政治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于是儒家文化便流向五山十刹禅僧的教育活动中，再渐渐通过禅僧的传播活动在日本各阶层中传递开来。由此开启了日本佛教大众化的时代。
日本国内的唐朝时期建筑
禅僧是当时汉学素养最深厚的群体，是一支新兴教派。依托幕府将军、大名等武家权力者，在武家社会中获得极高的地位；也与其他教派一样，积极投入民众教化活动。
恰巧这一时期，武士和庶民都对传入本土的汉字充满兴趣。前者是想通过对汉字的学习而掌握关于政治秩序及军阵相关的知识，而后者则更看重医术等实用性较强的技术。两者都对充满训诫的儒家文化散发浓厚的兴趣。
所以这一时期，作为传宗讲义的禅僧来说便是最关键且最受推崇的时期。他迎合了各阶层所需，传授他们所热爱与追求的文化信息。
但儒学毕竟只是在阶层中传播的思想文化，于日本正统的思想主流是并无多大关联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儒学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讲，只是起到一个充实作用，是一个与政治不挂钩的文化，人们不会试图通过学习儒学而治国兴邦。即便武士阶级积极学习儒学，也不过是为了给自身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资源罢了。
日本传统服饰
远世时期日本对儒学的接纳态度是平和的，然到近世时期，儒者大都有一颗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凌酬。正是因为这些儒者的政治意图，儒学得以在日本大力发展,并奠定了近代日本社会推崇儒学的基础。此外此时正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作为统治阶级，最不能撼动就是统领权，而儒学却有其教化的能力，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给统治阶级提供教化得思想基础。更甚者是儒学的仁、义、礼等观念深深束缚百姓思想，使其在长久的闭关锁国时期，且阶级落差如此大的时期都没有成型的力量去反驳。
然则，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即使是如此昌盛的儒学也尚未瓦解佛教的根基。
幕府虽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与佛教中承担户籍管理等重要职权的僧侣相比，儒者的权利仅仅局限在文化事业，教化人方面发挥作用。直到藩校的普及，僧侣依旧在文教方面保留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佛教地位如此稳固的又一大应证。
这一时期的儒学虽说不及佛教影响力大，但也还是具有建树的。幕府通过分阶层实行管理。作为人数最多，劳动强度最辛苦的农民阶级，如何安抚稳固统治地位便成为幕府此刻最关心得问题，而儒学此时的分组管理便发挥关键作用，实行五人管理制度，也就是中国的连坐制度。通过这个五人制度实现了对最庞大的阶级的有效管理，大大提升了政权的稳固性。
日本武士
所谓连坐制度，是指住在一起的农户，按五家为一个组的进行管理。不得包庇等行为，如一家犯错，其余四家不检举，那么最后五家一起受惩罚。
儒学虽说在日本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真正的影响也无从具体考证落实，真正能接受儒学教化的也只有知识分子，普通平民只能接受从知识分子转述而来的儒学。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局限，对于儒学的理解，真真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平民接受的教育也是统治阶层或知识分子的一个选择与取舍，这就造就儒学在日本的乃至在其他国家被接受的程度以及认识不同。
结语
日本是一个小岛国，与他国不接壤的地域局限导致统治阶级的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意愿就是整个日本的对外态度。早期封建社会形成以前，日本积极吸收外来文化。
日本民间版画
比如说儒学，但是因为政治环境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所以对儒学的吸纳也是生硬的照搬，而没有深入的取舍。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对儒学的借鉴也仅仅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搬迁，政治制度的模仿。在最后幕府统治阶段也是只对儒学实行一个采纳行为，其目的也是维护统治，真正对儒学深入了解也并不充分，所以在日本终不能形成一套与中国相同的政治秩序。
参考文献：
《飞鸟净御原令》
《永徽律》
儒学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源远流淌生生不息。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引导上，更渗透到他国的文化的构建中。自唐太宗李世民建立盛世起，儒学作为文化的交流桥梁迅速被慕名而来的日本所采纳，自此儒学便在日本的本土繁衍出新的迹象，与日本的本土文化兼容并发，极大的促进日本文化的繁荣昌盛。
董仲舒
日本虽学习吸纳儒学，但也并非完全推崇。儒学在日本的文化发展中仅仅起着特定的影响，似相容而绝非并齐。古代日本对于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受容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王土王民思想为核心，仿照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律令制。并颁布了日本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正式推行以户籍为中心的班田收授法。天武天皇时期顺承天智天皇遗留下来中央集权制，制定类似于中国官僚主义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试图改变豪族主导政治的现状。这便是后来日本的律令《飞鸟净御原令》。此外，还派遣使者去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飞鸟净御原令》的基础上，以《大唐永徽律令》为基础，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于公元8世纪中期，将律令制度推向巅峰。
然好景不长，桓武天皇在公元8世纪末时，因其给朝廷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不得不废除大宝律令中的军团制，转而倚靠地方豪族武装的健儿制与国衙军制。
桓武天皇
在军事力量权利的转移中，中央逐渐退出舞台，势家权门渐渐崛起，太政官的权力几乎被权门所瓜分，律令制也便名存实亡。即便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日本的政治依旧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如一直流传到今天的神祇官。
太政官是在唐朝的三省制的基础上创立的，权限却远大于三省，除非重要议案，一切议案只要太政官审议通过，便可直接发布。做为优秀的借鉴，日本也模仿中国设立大学寮，但其有极大的局限性，只针对宦官贵胄开放，平民子弟无法参与进来，也就导致能出人头地的平民寥寥无几。
中世纪日本已经行形成一套完备的封建政治体系，此时的儒家文化于其政治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于是儒家文化便流向五山十刹禅僧的教育活动中，再渐渐通过禅僧的传播活动在日本各阶层中传递开来。由此开启了日本佛教大众化的时代。
日本国内的唐朝时期建筑
禅僧是当时汉学素养最深厚的群体，是一支新兴教派。依托幕府将军、大名等武家权力者，在武家社会中获得极高的地位；也与其他教派一样，积极投入民众教化活动。
恰巧这一时期，武士和庶民都对传入本土的汉字充满兴趣。前者是想通过对汉字的学习而掌握关于政治秩序及军阵相关的知识，而后者则更看重医术等实用性较强的技术。两者都对充满训诫的儒家文化散发浓厚的兴趣。
所以这一时期，作为传宗讲义的禅僧来说便是最关键且最受推崇的时期。他迎合了各阶层所需，传授他们所热爱与追求的文化信息。
但儒学毕竟只是在阶层中传播的思想文化，于日本正统的思想主流是并无多大关联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儒学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讲，只是起到一个充实作用，是一个与政治不挂钩的文化，人们不会试图通过学习儒学而治国兴邦。即便武士阶级积极学习儒学，也不过是为了给自身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资源罢了。
日本传统服饰
远世时期日本对儒学的接纳态度是平和的，然到近世时期，儒者大都有一颗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凌酬。正是因为这些儒者的政治意图，儒学得以在日本大力发展,并奠定了近代日本社会推崇儒学的基础。此外此时正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作为统治阶级，最不能撼动就是统领权，而儒学却有其教化的能力，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给统治阶级提供教化得思想基础。更甚者是儒学的仁、义、礼等观念深深束缚百姓思想，使其在长久的闭关锁国时期，且阶级落差如此大的时期都没有成型的力量去反驳。
然则，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即使是如此昌盛的儒学也尚未瓦解佛教的根基。
幕府虽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与佛教中承担户籍管理等重要职权的僧侣相比，儒者的权利仅仅局限在文化事业，教化人方面发挥作用。直到藩校的普及，僧侣依旧在文教方面保留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佛教地位如此稳固的又一大应证。
这一时期的儒学虽说不及佛教影响力大，但也还是具有建树的。幕府通过分阶层实行管理。作为人数最多，劳动强度最辛苦的农民阶级，如何安抚稳固统治地位便成为幕府此刻最关心得问题，而儒学此时的分组管理便发挥关键作用，实行五人管理制度，也就是中国的连坐制度。通过这个五人制度实现了对最庞大的阶级的有效管理，大大提升了政权的稳固性。
日本武士
所谓连坐制度，是指住在一起的农户，按五家为一个组的进行管理。不得包庇等行为，如一家犯错，其余四家不检举，那么最后五家一起受惩罚。
儒学虽说在日本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真正的影响也无从具体考证落实，真正能接受儒学教化的也只有知识分子，普通平民只能接受从知识分子转述而来的儒学。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局限，对于儒学的理解，真真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平民接受的教育也是统治阶层或知识分子的一个选择与取舍，这就造就儒学在日本的乃至在其他国家被接受的程度以及认识不同。
结语
日本是一个小岛国，与他国不接壤的地域局限导致统治阶级的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意愿就是整个日本的对外态度。早期封建社会形成以前，日本积极吸收外来文化。
日本民间版画
比如说儒学，但是因为政治环境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所以对儒学的吸纳也是生硬的照搬，而没有深入的取舍。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对儒学的借鉴也仅仅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搬迁，政治制度的模仿。在最后幕府统治阶段也是只对儒学实行一个采纳行为，其目的也是维护统治，真正对儒学深入了解也并不充分，所以在日本终不能形成一套与中国相同的政治秩序。
参考文献：
《飞鸟净御原令》
《永徽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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