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一战结束后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了希特勒？
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德国人的反思是深刻的，但这反思却与民族性无关，而是因为有了公民政治意识。在战后一段时间，非常多德国人对历史的看法本来充满谬误，尤其在涉及到纳粹的国内政策和犹太人问题上。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小人物，他们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没有他们历史就没有体积。
正是由于这一点，二战刚结束，美国记者迈耶就重返德国，在十年居住期间，他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其答案正如他为自个的书所取的书名：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
一战后，德国背负了钜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无计可施。希特勒上台前，这十位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著。在他们的记忆中，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纳粹靠著使德国强大和富裕的承诺赢得选举，上台后即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公共服务。仅仅三年间，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并且实现了共同富裕，连工薪阶层也能和管理阶层一样去国外度假。
纳粹所以能迅速壮大，全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援。在那段时间，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非常大改善，不再受穷挨饿。一位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一位木工则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却不可以作为生活的替代品。
这表明，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也会支援纳粹。在他们看来，假如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他就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
那位木工就发现，纳粹制度「有非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之间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个可以对教授们指手划脚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希特勒很懂大众心理，他争取他们支援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解放意识。社会福利的增加到底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就算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好。
实际上，这些普通人都是非常正派勤劳的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甚至不晓得大屠杀。纵然他们晓得一点也不相信，以为是犹太人的谣言。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感到非常不公平，以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当的。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个祖先的所有东西。一位银行职员则以为，应该让犹太人的经济下降到与他们的人数成比例。他们期望社会公平，但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络起来的能力，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
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自己，而是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
所以与非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就相信了。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统治著英国」，「犹太人控制着俄国」。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说：「假如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纵然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以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但他自个每日看到犹太人佩带耻辱的袖章，却视为理所当然。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此事他们也都晓得，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穆勒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也没有听说过汉密尔顿的名言：「先生，你们的「人民」是一只巨兽。」
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劳动、简朴和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对于怎样解决社会问题，多数普通人只有二选一的简单思路，一位收账员曾告诉记者，他最喜欢的希特勒的名言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这给大多数德国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解释：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决定权意识，不懂得自个拥有最高决定权的公民的责任，总以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觉得纳粹过去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非常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以为自个受骗，他们认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事实上，他们期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这位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本来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对于从前的非常多德国人来讲，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当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个权利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