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民政府在1941年才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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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国民政府直到1941年才对日宣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挑起事端在前,大军压境在后,但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三个月内导致东三省沦陷敌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事件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意外的是,,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正式向日本宣战,也未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仅仅是将驻日大使召回。
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发布文告,正式向日、德、意宣战。这时离“九一八”事变已经10年,离“卢沟桥”事变也有4个年头——换言之,八年抗战,都打了一半,参战的一方才向对方宣战。
这之中有何蹊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激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表态要进行抵抗,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但仍然对日本心存幻想。7月8日,他让外交部长王宠惠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但是日本方面很强硬,他们提出,“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拒绝了蒋介石要求谈判的建议。
但饶是如此,国民政府仍然希冀像“九一八”事变一样,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因此,一种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双方也一度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只不过,7月10日,日军炮轰轰宛平城,使得战火重燃。
面对日本人的尔虞我诈,国民政府除了“抗议”、“谴责”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招数。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再次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和平解决方案。该方案被日高信六郎一口回绝。
此后,在日本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居然严令停止抵抗,放手让王宠惠与日本人谈判。王宠惠与日本人接触甚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非常清楚。7月15日,他在行政院会议上建议国民政府尽快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王宠惠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于7月17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可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种,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会议决定,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
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事实上,哪怕在抗日的隆隆枪炮声中,蒋介石派出的特使,不间断地在香港与日本进行接触、谈判,一直至日本投降也未终断。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缘自国际形势的变化。
应该说,自1937年以来,中国的抗战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虽然中国多次请求美、英、法列强进行经济和武器上的支持,但后者都不理不睬或者一口拒绝。英、法因为担心日本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给了中国窝心一刀。美国稍好,虽然美国商人将大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人,但多多少少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值得讽刺的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倒是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其总量超过了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总和。
1941年,国际形势悄然发生了战略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空袭美国珍珠港,迫使美国对日宣战,提前介入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也使得美国和中国成为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在美国的鼓励下,蒋介石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
在随后发布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国民政府称:“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发布公布者是林森,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挑起事端在前,大军压境在后,但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三个月内导致东三省沦陷敌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事件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意外的是,,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正式向日本宣战,也未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仅仅是将驻日大使召回。
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发布文告,正式向日、德、意宣战。这时离“九一八”事变已经10年,离“卢沟桥”事变也有4个年头——换言之,八年抗战,都打了一半,参战的一方才向对方宣战。
这之中有何蹊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激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表态要进行抵抗,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但仍然对日本心存幻想。7月8日,他让外交部长王宠惠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但是日本方面很强硬,他们提出,“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拒绝了蒋介石要求谈判的建议。
但饶是如此,国民政府仍然希冀像“九一八”事变一样,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因此,一种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双方也一度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只不过,7月10日,日军炮轰轰宛平城,使得战火重燃。
面对日本人的尔虞我诈,国民政府除了“抗议”、“谴责”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招数。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再次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和平解决方案。该方案被日高信六郎一口回绝。
此后,在日本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居然严令停止抵抗,放手让王宠惠与日本人谈判。王宠惠与日本人接触甚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非常清楚。7月15日,他在行政院会议上建议国民政府尽快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王宠惠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于7月17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可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种,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会议决定,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
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事实上,哪怕在抗日的隆隆枪炮声中,蒋介石派出的特使,不间断地在香港与日本进行接触、谈判,一直至日本投降也未终断。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缘自国际形势的变化。
应该说,自1937年以来,中国的抗战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虽然中国多次请求美、英、法列强进行经济和武器上的支持,但后者都不理不睬或者一口拒绝。英、法因为担心日本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给了中国窝心一刀。美国稍好,虽然美国商人将大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人,但多多少少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值得讽刺的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倒是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其总量超过了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总和。
1941年,国际形势悄然发生了战略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空袭美国珍珠港,迫使美国对日宣战,提前介入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也使得美国和中国成为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在美国的鼓励下,蒋介石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
在随后发布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国民政府称:“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发布公布者是林森,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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