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述在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及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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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国学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学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开始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学人眼界空前开阔,古今中西关系成为历史主题,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出现了特殊情况,即由历史上的我化人,变为现时的人化我,我的强势地位不再,这就使国学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国学概念产生于晚清。国学作为名词,在产生时就有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内涵。它本来指祖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也曾称为中学、旧学、国故学、六艺之学、孔学、国粹等。但随着我国近代化的进行,在对国学进行弘扬、整理、批评的基础上,近代国人在近代化实践中传承国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国学,极大丰富了国学内涵。这使我们在今天看来,国学的外延与古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近代国学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国学自信时期。以洋务派和维新派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为代表,大家对国学整体评价是肯定的,对孔孟之道解决现实问题依然有自信,认为不足的只是器物层面的东西,如工业、商业、机器制造、科技等实业,维新派则进而认为在政治体制上也存在着不足,对待西学,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洋发展工商实业,效法西洋政体进行君主立宪变法等。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3-02-07
请论述在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及研究内容。
一、近代国学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学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开始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学人眼界空前开阔,古今中西关系成为历史主题,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出现了特殊情况,即由历史上的我化人,变为现时的人化我,我的强势地位不再,这就使国学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国学概念产生于晚清。国学作为名词,在产生时就有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内涵。它本来指祖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也曾称为中学、旧学、国故学、六艺之学、孔学、国粹等。但随着我国近代化的进行,在对国学进行弘扬、整理、批评的基础上,近代国人在近代化实践中传承国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国学,极大丰富了国学内涵。这使我们在今天看来,国学的外延与古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近代国学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国学自信时期。以洋务派和维新派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为代表,大家对国学整体评价是肯定的,对孔孟之道解决现实问题依然有自信,认为不足的只是器物层面的东西,如工业、商业、机器制造、科技等实业,维新派则进而认为在政治体制上也存在着不足,对待西学,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洋发展工商实业,效法西洋政体进行君主立宪变法等。
其次是清末民初、期间,明确提出“国学”概念,并对国学的地位和作用、国学和西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可谓近代国学分化时期。以章太炎等为代表,批评作为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国学是"君学",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色彩,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国学革命推向高潮;以梁启超、王国维等为代表,则主张弘扬国学和输入西学并重,中学和西学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呈现出比较和融会国学和西学的理性思路;同时还有希望利用国学维护中央权威、排诋西学的主张,如黄侃、刘师培等。在革命时期,后两种理性的声音未能占据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
其三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可谓国学革命和建设时期。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清华大学建立国学院,学者们在梁启超、王国维等影响下,将国学看成客观对象进行科学研究,期望客观看待国学的历史进程,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和方法,发掘国学的优秀内容。同时,陈独秀、等接过辛亥革命的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批判国学中维护封建专制的成分,分清真假孔子,为新国学的建设开辟道路并指明方向,即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后来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在社会历史发展大背景下揭示国学内容和发展的特点等,是这个方向的历史延伸。还有一批学者如胡适等,继承"乾嘉学"考据方法,吸收西学归纳方法,以整理国故为号召,理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国学向着科学方向转型做了必要准备。于是,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的文献考证,陈寅恪等在文化比较中的会通观念等,今天看来,公正地评价他们对我国国学在学科形态上、学科内容上的科学化发展都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以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吸收西学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诠释传统儒学义理,取得了显著成绩。虽然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内容不免有抽象成分,疏离劳动群众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新变化难免有隔阂,但他们以饱满爱国热情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使命感,推动传统儒学思想现代化,他们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宝贵成果,依然值得尊重和肯定。
从近代国学主要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成就看,最显著的,首先是化西学为国学。近代国人所谓西学,主要包括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体系,比历史上主动而成功地进行了中国化的佛教或佛学更加复杂而系统。如何开展化西?化西的根据是什么?如何结合化西的成果推进古代文化现代化?这些文化理论问题,推动我国近代文化哲学思想繁茂兴盛。
现在看来,学习西学,化西学为国学,只是近代国学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近代国学化西之所以能够进行,有其逻辑前提。首先,在民族心理上必须抛弃华夷之辨的优越意识,痛苦承认原有文化确有不如人处;深入了解外国文化,客观承认它有其优秀内容;放下架子,飘洋过海,虚心就教,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其次,在文化观上还必须克服文化民族主义意识,上升到文化本体即道的高度,深刻认识并勇于实践以文明化野蛮的文化本质,才可能将外国优秀文化视为人类共有的文化,并在实践上将它化为自己的文化,为我所用。以中体西用论为代表,运用这种文化关系体用思维方式,思考研究和处理中外文化关系问题,成为国学的新课题。上述民族心理和文化观,其实就源于古代国学“尧舜与人同”、"曾子子思同道”的“道一”观(《孟子·离娄下》、《孟子·滕文公上》),“见贤思齐"的学习观(《论语·里仁》),华夷一体的文化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天下一家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近代国学吸收了西学,而具有了不同于古代国学的特色,但依然只是古代国学优秀思想内容及其基本精神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由此才构成了我国国学悠久历史的一个发展新阶段。可以发现,近代学者探索了国学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其一,传统学术科学化。在学术形式或学科分类形态上,无论是开始中国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结合了国学部分内容的自由主义、结合了西学方法的文化守成主义,近代学者都不是空说义理。而是在其思想指导下,各自奋力创新,为建立近代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努力。直接的结果是,近代国学改变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模式,构建起受西学影响而又有古代国学渊源的近代新哲学体系、新史学框架、新文化理论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现在认识和发展中华文化、认识和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等问题必备的学术基础和不可绕过的学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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