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中的坦克作者
恩斯特·福克汉（Ernst Volckheim），1898年4月11日出生于莱茵河畔的邦尼姆（Bornheim）。1914年应征入伍，加入第52步兵团。1916年他转隶至第66独立机枪大队服役，担任中尉连长。次年德国开始组建坦克部队，福克汉加入了第一坦克突击大队（Sturm-Panzerkraftwagen-Abteilung 1），担任560号坦克（绰号“老弗里茨”）车长。在1918年3月的“米夏埃尔行动”中，他率领着这辆A7V坦克参加了第一次维莱-布勒托讷战役（Villers-Bretonneux，位于亚眠附近）并获得了一枚坦克突击奖章（由于一战德军坦克部队参战记录很少，该勋章比较罕见）。1918年10月11日，就在大战结束前一个月，福克汉的坦克在康布雷附近被协约国部队的炮火击中履带而抛锚。在指挥乘员撤离时，福克汉被炸成重伤，部下将他救回了己方阵地。
福克汉的560号A7V坦克及其车组和维护人员，红色箭头所指的就是福克汉
当福克汉带着一身伤病回到军队时，大战业已结束。虽然获得了一级、二级铁十字勋章、坦克突击奖章以及银质战伤纪念章，但是面对的却是国家战败以及军队被迫裁减的命运。幸亏有坦克部队的服役经历，福克汉得以加入魏玛国防军旗下的“摩托化运输部队”（Kraftfahrtruppe）继续服役。该部队名义上是运输部队，实际上是“国防军之父”塞克特（Seeckt）将军为将来重建摩托化作战部队而设置的种子部队。正是在这里，福克汉开始了他对未来装甲战以及摩托化部队运用的战术理论研究。
1923年，福克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坦克》（Die deutschen Kampfwagen im Weltkriege）。在书中，福克汉较为详细地回顾了德军坦克部队在一战中的参战历程，并结合自己的参战经历提出了自己对坦克这一新兴武器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坦克不是一样非常有前景的武器，那么为何协约国还要禁止它列装于国防军之中呢”。基于此，他提出坦克作为一种多功能的武器系统，足以满足不同的作战需求和战斗目标，而这些在过去需要多兵种协作才能完成。而坦克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着重于速度、可靠性和续航距离。不同于欧洲当时主流的、强调坦克速度和机动性的观点（基于这一理念各国均倾向于优先发展轻型坦克），福克汉认为拥有强大火力的中型坦克才是未来坦克作战的核心。一旦双方都在战斗中投入坦克，在拥有差不多机动性能的前提下，具备更强火力的坦克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优势。
就在福克汉撰写《世界大战中的坦克》的同时，一位比他年长10岁的国防军参谋军官被调入摩托化运输部队实习。在这里这位军官对摩托化部队的运用以及新兴的坦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向福克汉请教了很多基础性的技术问题。福克汉不知道的是，这个名叫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的军官，将会在未来战争中与德国坦克一起大放异彩。对于这段经历，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只是一笔带过，但他也承认福克汉是“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唯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并且古德里安还提到“他把某些资料供给我用，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
《世界大战中的坦克》出版后，在国防军内外受了好评，也激发了福克汉继续研究这一领域的信心。国防军半官方刊物《军事周刊》（Militr Wochenblatt）的主编康斯坦丁·冯·阿尔特罗克将军(Konstantin Von Altrock)开始邀请福克汉在周刊上发表文章。从1923到1927年，福克汉陆续在《军事周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奠定了他在国防军中作为权威装甲战理论家的地位。除了福克汉之外，古德里安、威廉·勃兰特（Wilhelm Brandt）、弗里茨·黑格尔（Fritz Heigl）等鼓吹装甲战的军官也在阿尔特罗克将军的支持下纷纷刊发有关装甲战的技术性文章。就连当时还是军备局机构处处长的维尔纳·冯·弗立契中校（Werner Von Fritsch，未来的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的前任）也曾在周刊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些鼓吹者们。
1924-25年，笔耕不辍的福克汉连续出版了《现代战争中的坦克》（Der Kampfwagen in der heutigen Kriegführung）和《坦克与反坦克防御》（DerKampfwagen und Abwehr dagegen）。在前一本书中福克汉强调了步坦协同的重要性，认为应当提升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为其配属专门的装甲掷弹兵以协同作战；在后一本书中他再次重申反对把坦克当成骑兵仅用于侧翼包抄穿插，提出坦克的主要任务是攻坚与反坦克，因此必须加强火力以有效击穿对方装甲同时加强自身防护以提高生存性。我们不难看出福克汉与英国的“步兵坦克”思路存在很多的相似点，强调火力与防护，将机动性摆在次要位置。但是他并不像英国的步兵坦克设计者们那样一味追求高防护以及速度上要与步兵同步，而是希望在保证必要的机动性的同时能够给火力和防护留出必要的冗余度。当然福克汉无法预计到的是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期间由于对手的过于孱弱和对装甲兵力的不当运用，德国即使是以轻型坦克进行高速穿插也取得了很好的战果。不过诸如阿拉斯之战（1940）中英军玛蒂尔达II坦克给德军造成的危机感以及苏德战争初期T-34带来的恐慌，无疑在另一种层面上证明了福克汉加强防护与火力的观点是有意义的。福克汉的观点得到了塞克特将军的认同，并被写入了国防军的条令中。后来德军在发展一号、二号轻型坦克的同时研发三号、四号中型坦克，这里面少不了福克汉的推动。
虽然福克汉积极鼓吹坦克的重要性，但不可避免地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正如前文所述，他和英国的步兵坦克论者一样，仍然持有步兵为主坦克为辅的想法，主张坦克发挥“攻坚炮台”的作用。因而他反对将坦克集中使用，特别是“全坦克装甲师”这种坦克编制形式。他的主张是坦克应该与步兵部队混编，如一个装甲团就是一个装甲营配属给两个步兵营，一个装甲师应该是一个装甲团配属给两个步兵团。当他知道上层在筹建“全坦克装甲师”时他嘲讽说在一只仅有十个师的小型陆军中还要建立一个装甲师实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当然这些想法多少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客观约束而导致的，在希特勒打破德国军队的这一枷锁后，这一担心也就成了杞人忧天。尽管如此，福克汉在《军事周刊》的文章中还是提出了很多相当超前的构想，如主张发展水陆两栖坦克、在将无线电通讯设施作为坦克的标配、将某一型坦克作为基础平台衍生多种专门用途的变形车（他称之为“车族”）等等。这些观点的提出在魏玛国防军中都称得上是“第一次”，并且后来在二战中都得到了实践与运用。
1925年，由于得到塞克特的赏识，福克汉被调往杜布里茨(Doeberitz)的武器装备学校教授他的装甲理论。同时，阿尔特罗克将军专门设立了《军事周刊》副刊《坦克》，请福克汉担任主编，收集发表有关装甲战术、技术的相关文章。1932-33年，福克汉作为教员，到位于苏联喀山的卡玛（Kama）坦克学校进行学术交流。在那里他得以绕开凡尔赛条约，动用大量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辆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并将从中获取的经验应用到国防军装甲部队条令的制订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