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聊斋志异之黄英读后感

Answer 1

《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黄英》通过马子才、黄英的结合以及他们的心理透视，可以看出士魂与商才的联姻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一、马子才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
　　(一)马子才“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
　　小说一开始，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对菊情有独钟的男主人公形象——马子才。他“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不过，仔细体味这一“闻”字，就会发现，通过小说的这一情节描写，我们只能初步断定马子才对菊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与喜好。“必购之，千里不惮”是马子才好菊的一种表现，并不能说明他对“佳种”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更不能说明他对菊花的认识有什么超众之处。因此，这里的描述将马子才的好菊锁定在情趣和爱好的层面上，根本看不出他对菊花的特长表现。
　　(二)“客多方为之迎求，得两芽，裹藏如宝”
　　小说紧接着就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证明马子才确实是一位好菊之人。马子才得知金陵客言其表亲有北方所无品种时，他“从客至金陵。客多方为之迎求，得两芽，裹藏如宝。”从北方不远千里前往金陵去寻“异品”，可真谓不辞劳苦。但是，从这里我们同样看不出马子才对“佳种”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只能证明他为求“佳种”确实是“千里不惮”。
　　(三)陶生为马子才“治菊”
　　马子才在去金陵寻求“异品”的途中结识了陶氏姐弟二人，姐弟二人应邀在马子才处借居。陶弟住在马家后，“日过北院，为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无不活”。马子才名为好菊之人，本应是精心培植，悉心护理菊花，但“菊已枯”，还须陶生为其“治菊”，这至少能够说明马子才菊艺不精。
　　(四)“种无不佳，培溉在人”
　　马子才在与陶弟初次相见之时，就曾谈论过艺菊之法。在陶生看来，“种无不佳，培溉在人”，菊种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菊之人。这种对菊的看法比马子才更高一筹。马子才只是强调品种的好坏，而自己对品种的好坏却没有绝对的判断力。后文就证实了这一点。
　　(五)“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
　　当陶生因要卖菊与马子才发生矛盾冲突以后，陶生就“不复就马寝食，招之始一至”。然而，好菊还是两人的共同爱好，只是对菊的价值和对菊的认识有差异而已。陶生曾说过“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至理名言，故“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这说明马子才眼中的“残枝劣种”并不一定是“劣种”，同时，从另一角度又表明马子才所认为的“佳种”也未必真佳。后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说明马子才对“佳种”的判断能力确实令人质疑。
　　(六)“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
　　没过多久，陶生家门庭“嚣喧如市”，马子才好奇，去看时，“见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奇花皆异种，目所未睹”，陶生原住处的半亩荒庭，已全成菊花园地，其“蓓蕾”无不佳妙。这番异常之景象。不能不使马子才为之诧异。当他想搞清其中原委时，其结果更是让人啼笑皆非。马子才近“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马子才眼中的“残枝劣种”，在陶生的菊花园中却大放异彩。这再次验证了马子才的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他并非艺菊高手。
　　二、好菊之人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的婚姻线索与发展追因
　　在蒲松龄的笔下，好菊之人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的结合实为情理中事。这一点，我们从作品的开始与终结都可以体会到两人的婚姻主线。
　　(一)马子才与黄英相遇看似偶然实属有缘
　　马子才为物色菊花“佳种”而去金陵，回家途中偶遇陶氏姐弟俩，因谈及艺菊之法，话很投机，马子才非常高兴，因而追问姐弟俩意欲何往。当陶生说姐姐“厌金陵，欲卜居于河朔耳”时，马子才决然盛情相邀陶氏姐弟俩居住他家。然而，作为菊精的黄英在择居问题上，也是有条件的，她性不厌卑而喜广。碰巧的是，作为一介儒生的马子才家的情况正好符合了她的居住要求，故此，陶氏姐弟二人到马家南院借居。马子才与陶生姐弟俩的偶遇，马生家的条件与黄英在择居要求上的偶合，这些都是既自然又合乎情理的。但透视有关情节，又可以感觉出这里表面的巧遇与巧合实是一种暗合。说明在作者的心目中，爱菊的马子才与菊精黄英最终的结合实为情理中事。
　　(二)菊精黄英与马子才联姻的逻辑情理
　　小说中有一情节更是奇妙：一日，“忽有客自东粤来，寄陶生函信，发之，则嘱姊归马。考其寄书之日，即妻死之日。”在此之前，陶生当被问及其姐何时许嫁时，答日：“四十三月”，而寄于黄英并嘱其与马子才结合的信函时间也“适四十三月也”。由此看来，菊精黄英与马子才的结合似乎就是一种天意。黄英在马子才丧妻之后，出于对马子才好菊的心理倾向而与马子才结为夫妇。
　　马子才与黄英结合以后，二人世界中的个性冲突却时有发生。但透视该文的主要线索却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黄英一直对丈夫马子才处处迁就，此非一般夫妻所具备。究其因，原因并不复杂，仅就马子才好菊成癖这一项就足可作为菊精黄英迁就丈夫的理由，所以黄英在对待与马子才的婚姻问题上，的确是网开一面，给足了马子才这个好菊者面子。
　　比如马子才不愿像入赘那样住进黄英建造的宅第，黄英便“于壁间开扉通南第，El过课其仆”。又如，当马子才过上富裕生活后还是不自安，认为失去了自己3O年的“清德”，更以“依裙带而食”而“无一毫丈夫气”，为此，黄英还专为马子才在院中建一所茅棚让他自己去住。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菊精黄英之所以采取各种变通的手段来满足丈夫马子才的“虚荣心”，正是出于对爱菊之人的一种尊重和理解。但是，作品为了渲染黄英的风趣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黄英对马子才以“守贫”为清高的迂阔思想的讽刺。如当马子才执意要将南北两第的东西竭力分开而又无法截然分开时，黄英讥笑他说：“陈仲子毋乃劳乎!”又如，当他为了保持清高住进茅屋数El后，因思念黄英又回到黄英身边时，黄英再次讥笑道：“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很显然，这种讽刺不是恶意的挖苦，而是黄英颇有情趣、性格豁达的表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表达方式。
三、陶生为好菊之人死而无憾
　　陶生是《黄英》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陶生有菊艺，善配菊种，善于经营，他高超的菊艺与马子才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旅途中因畅谈菊艺而结识马子才并住进马家，又因以卖菊为谋生手段与马子才发生冲突而离开了马子才，后又以自己高超的菊艺再次吸引了马子才，最后在与“莫逆”的痛饮中醉倒在菊花园中。第一次醉倒后被其姐黄英及时救活；当再次醉倒后，被不解其中原委的姐夫马子才无意中致死于菊花园中。从表面看，马子才无意间致死陶三郎，似乎纯属偶然，但细读小说，马子才致死陶三郎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小说在前文中早就有伏笔。正如我们前文分析的那样，马子才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他并非艺菊高手。既非艺菊高手，那么，无意中致死菊精陶三郎也就不足为奇。
　　陶三郎虽死，但其结果并不会让人感到悲哀。陶生第一次醉酒化菊，本应以此为戒，收敛自己，以防再次发生此“不幸”。然而事实上，“陶自露迹，饮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与莫逆”。陶生不但没有收敛自己，反而更加放纵自己，导致最终醉酒而亡。陶生醉酒丧生还身为菊后，在其姐黄英的精心培育下，成为有名的酒菊——醉陶。陶生之死，在他人看来，实为可惜，但对陶生自己来说，“未必不自以为快也”。他本为菊精，化身为菊，还为本身，只因遇到“莫逆”，又为好菊之人，所以，陶生在故事中完成了自己穿针引线的作用之后，失去人形，成为盆中之菊应为善终，对整个故事而言，也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四、士商结合的矛盾冲突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马子才、黄英的相互趋同
从《黄英》故事的整体性上讲，无论是马子才，还是黄英，个人的性格发展都有一个相互趋同的过程。马子才从“心厌其贪，欲与绝”，到“意属黄英”再到“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再到最后的“合居如初”等;黄英从“意似允许”到“既适马，于壁间开扉通南第，日过课其仆”，再到“然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而享用过于世家”，再到最后的“后女长成，嫁与世家”。一方面，作为好菊之人的马子才，他将菊花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看中的是菊花的符号价值，不愿意使菊花粗俗化、商品化，但因马子才本性好菊，好菊战胜了一切，最终接受了陶氏姐弟俩;另一方面，作为菊精的陶氏姐弟俩，虽然在对待菊花的价值观上与马子才发生了冲突，能遇上好菊之人，也是万幸。因此，作为矛盾的双方，一方是菊精，一方是好菊之人，虽然经历了许多冲突，但最终还是因为好菊者遇着菊精，菊精遇着好菊者，一切矛盾都被化解了。
因此，我们说《黄英》立意并不在婚姻问题上，而在于好菊之人与菊精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上。他们的生活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复杂的心理活动，与普通人的婚姻的确有别，这一点就是蒲松龄创作的成功之处。事实上，儒士马子才与商人黄英的结合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是当时社会现实人生的一个显现。
　　(二)士魂与商才的联姻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急剧上升，直逼向士，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被打破，商人的地位由末位上升至仅次于士的第二位，商人成为士以下知识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必须重新估量。f})(ras9)0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这一变化也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表现了出来，《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其中的一例。从小说女主人公黄英的取名看，菊有黄花之意，隐喻她为菊精，而菊与陶渊明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菊是士的精神品格的体现，是隐逸人格的外在表征。小说中，黄英称陶渊明为“我家彭泽”，认陶渊明为宗，故此，姐弟俩也随陶渊明姓陶了。小说中，善于经商的少年陶弟“丰姿洒落”，“谈言骚雅”，俨然一个雅士。小说中这种“士商混而不分”的描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明清时代是一个“士魂商才”的时代。小说《黄英》中马生与黄英的联姻正是“士魂”与“商才”的联姻。联姻后，马生一直想守住士的立场，先是想将马家与陶家的物品分开，但最终“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而后又与黄英析居，但最终又“合居如初”。小说中的这种不管是从物还是从人的难以截然分开的情节描写，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士商难以截然分开的社会现实。
话虽如此，但在作者以及小说主人公的骨子里，商人的社会地位无论如何也是高不过士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传统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小说中陶生无意中被马生亲手治死，陶女最终嫁于世家而非商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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