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的个人著作
霍尔的主要论著有：《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1980),《“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1982），《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1989)，《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结构“大众”笔记》等，1980年出版专著《文化、传媒、语言》（Media , Culture and Society, Academic Press, London）。
传播思想编码/解码理论
霍尔在其理论中显然宠用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论，但这模式可以运用于任何话语生产的分析中。
①霍尔认为，电视话语好比商品，也要经历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四个环节。电视话语的生产环节即信息的编码。霍尔认为任何种类的传播都不是自然生成的，我们在信息发送之前必须对它进行重新构建。然而，信息的构建是诠释的、社会性的，必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可感知的因素，如制度结构，播送方式与网络，隐性的因素，如从业者自身的技术、职业道德、职业观念、知识结构等，甚至还有日常操作程序和历史地界的影响。因而，同商品一样，在编码环节中，编码者必须在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形式内生产符码。
②霍尔借助符号学中索绪尔的论述说明了符号与编码的关系。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个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然而，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是随意的，这就意味着词的符号和声音与其所指的对象间除了约定俗成外，并无必然的联系。这种主张的结果之一就是，意义是不稳定的，依赖于在话语形式中的构联而成立。此外，霍尔还吸收了罗兰巴特的语言学思想，即，意义有外延（denotation）和内涵（connotation）两个层面，分别指常识与言外之意。所以，能指的各个内涵层次与文化、知识和历史都有密切的交流，人们生活在语言和语意系统中。
③信息编码完成后，便开始进入了流通环节，也就是信息从编码者被传送到受众的过程。
④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流通的第四个环节，再生产，是与第三个环节，使用，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霍尔认为，编码的信息一经传送，编码者便对其失去了控制权。根据索绪尔和巴特的理论，编码信息的意义仅仅会停留在语言符号的层面，受众对信息的解读会根据自身的语意环境进行，也就是解码可能会是多义的。当然，电视等传播信息有其主流解读模式，但这并不与霍尔的理论矛盾。霍尔解释道，对编码信息的解读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原因，解读的多义是由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造成的，是因为传者与受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差异，不对称性造成的。意义既有一定的开放性，又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文本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文化符码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它还要受到社会主导话语的影响。
⑤有些符码广泛地分布于特定的语言团体和文化中，人们早就习惯了它们，它们似乎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自然地出现的。例如，简单的视觉符号看起来似乎有“近似的普遍性”，尽管有证据表明，即使是最明显的“自然”符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性。
⑥受众的解读模式可能有，偏好解读、协商解读、对抗解读。霍尔提出，这三种模式绝对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结的，就像标尺上可滑动的游标刻度。
解码与编码理论的学术革新
最大的启示 — 恢复了受众在传播研究的本原地位，传者和受众的关系是平等的。
①从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模式上看，无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刺激—反应模式，还是使用—满足模式，都把受众当成被动者；视信息传递过程为直线式的传播模式。而霍尔认为，从信息的组成到信息被阅读和理解，每一个环节都是多元决定的。信息在编码过程中可能受职业标准，行业机制和规则，技术设备，个人观念等左右；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依赖于文化、政治倾向，以及它们同更宽广的权力框架。
②单波评论道，传播学研究告别了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的单一主体，转向‘主体间性’，一是坚持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二是强调交往。
③将符号分析方法与意识形态等概念合理合情地引入传播研究。霍尔指出了文本的威力，在编码解码模式中，媒介文本被视为分析文化与更广大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霍尔提醒研究者，研究的目的不仅仅要了解电视新闻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受众意义构建的方式，调查这些信息是如何被解码的。
同时，霍尔的理论力图揭示导致意识形态霸权的社会结构和过程，使人们能够批判地思考自身状况，从不必要的传统束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