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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人物介绍

Answer 1

阎崇年
阎崇年，山东蓬莱人，汉族，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馆长。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御窑千年”等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阎崇年自选集》等；专著有《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上下卷）《康熙帝大传》《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版）《袁崇焕传》等。主要作品结为25卷本《阎崇年集》、主要论文结为《阎崇年自选集》。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百余篇。
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文名：阎崇年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蓬莱
出生日期：1934年4月24日
职业：学者
毕业院校：北京师范大学
主要成就：著名历史学家
荣获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代表作品：《努尔哈赤传》《满学论集》《古都北京》《正说清朝十二帝》
血型：AB
人物经历
早年生活
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
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阎崇年从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老师主张历史不要光是在书斋里研究，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用历史知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主张既要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阎崇年对历史的研究十分痴迷，为此还曾遭受过磨难。他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阎崇年仍然不忘偷看历史书籍。一次他被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为什么看线装书（历史书）？”他说：“我学清史啊，那时没有洋装书。”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想那段往事。
书看得越多，阎崇年处事就越加地沉稳。“文革”期间，他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称自己是“逍遥派”。“文革”10年他没挨过斗，也没被抄过家。
治学历程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阎崇年自选集·序》）
“学术研究，贵在恒久。一个历史学者，穷其毕生精力，做学术论文，一年两三篇，总算不过数十篇而已，除去应时、应景、应急、应命之作外，真正能够观点新、资料新、论述新、语言新的新作、力作、佳作、名作，会有几篇？而论文中，几年之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读之有用，品之有味，又会有几篇？学术论著应经得起历史的、地域的、学术的、国际的检验。”（《阎崇年自选集·序》）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清朝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
阎崇年回忆说：“我作为一位布衣学者，个人心力之所及，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清朝开国史的学习与研究。撰写了《努尔哈赤传》、《袁崇焕研究论集》、《清朝开国史》和《清史论集》等论著，并发表若干篇论文，总数三百多万字。有人说，与清朝开国史的论著，目前阎崇年发表的字数是最多的。
第二，满学的学习、开拓与研究。此前，于满洲的历史与文化，中外学者，多有研究，但以学科而言，有蒙古学，有藏学，却没有满洲学即满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阎崇年和国内外同仁一起，筚路蓝缕，开创满学，给出满学定义，创立北京满学会，出版《满学论集》，主编《满学研究》和《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倡议并主持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满学已被接纳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
第三，利用电视平台，系统讲述历史。历史科学的传播，素有口述、图书、报刊、教学、文物等载体，近世又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新载体。十五年来，阎崇年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相应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御窑千年》等五个系列，共二百多讲（集）。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
阎崇年发起倡议建立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成立北京满学会，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
百家讲坛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1、“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2、“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3、“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4、“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精神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北海、景山、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清皇陵、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
2017年，阎崇年第五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御窑千年》。同名专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历史学家撰写的简明瓷器文化史。作者立足于千年中国历史，品味御窑瓷器的传世精品，纵论御窑的兴与衰，透视瓷器的情与趣。历史的观察，人文的叙述，以小见大，寓理于器，淋漓尽致地展现御窑及瓷器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画龙点睛地提升瓷器之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全书以御窑和御窑瓷器为核心，探讨瓷器背后的历史大事，歌颂伟大的工匠精神，探索御窑千年的生命与灵魂在于创新——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揭示陶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全书点面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是近年来以瓷器为切入点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2018年，阎崇年以85岁高龄，推出经20年积累与研究、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森林帝国》。书中首次提出森林文化、森林帝国、中华古代文明五种文化形态，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暨南部沿海及岛屿海洋文化的概念。并论述文化统合的概念。书中纵向以时间为经、从商周肃慎、挹娄、勿吉、__、女真、满洲三千年看清朝三百年，横向以空间为纬、从地球北半球看东北亚森林带、从东北亚看中国东北森林文化、从森林文化看清朝兴起、鼎盛的文化之因。清朝前期实行文化统合，以森林文化为纽带，逐步统合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文化地域，出现一个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的中华大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些新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分析、研究和阐述森林帝国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文化根因，而且有助于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中华文明帝国只有一种文化形态；第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中华文明发展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文化多元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
个人作品
成就荣誉
人生体悟
四合哲学
“四合”是阎崇年的人生哲学观。阎崇年认为，“止于至善”是《大学》指明的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达到“至善”的大境界。具体说来，“止于至善”，就是要科学地调理天、地、人、己的四维关系，达到“四合”，也就是要达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达到四合是个过程，不断趋近“四合”，攀升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天合就是天人关系，是中华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一大特点。天，有多种解释：天命、天道、天理、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指天时。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就是说要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时”有大天时、小天时。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说，成小事业者要有小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天时。天时不停地在变。《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天体在不停地运行，人要不断地努力。既然人与天经常不合，那么怎样使它“合”呢？重要的是：察知天时，顺应天时，不失天时。一是察知天时。人们常说：“知时务者为俊杰。”俊杰的一个特点是要“知时务”，就是要知天时、识事务。古代杰出人物的察天时，主要感悟天时、顺应天时。二是顺应天时。《老子》说：“动善时。”《孟子·离娄上》也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说行动要顺应天时。三是不失天时。《晋书·宣帝纪》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也。”人与天的关系是：既不违时，也不失时。
地合主要指环境与自身的平衡关系。“地合”的含义比“地利”更宽泛，它的含义主要有四：一是知地利，二是用地利，三是借地利，四是节地利。就是说人同地，既矛盾又谐和，矛盾中求谐和，谐和中求发展，力求自身与环境的平衡。
人合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求同、融合，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做事、做人，为官、为政，“人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做大事业者，必有大“人合”。可以说有多大的“人合”，就有多宽的胸怀，有多高的境界，成多大的事业。所谓“人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对待小人和敌人。遇到友人和贵人，要恭敬；遇到小人和敌人，要感谢。
己合主要是生理平衡、心理平衡、伦理平衡。其一，生理平衡。人的生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会生病。人们往往被疾病和痛苦所折磨。生病有外因，更重要的是内因。要维持生理平衡，要促使身体健康。严格地说，有多健康的身体，就能做多大的事业。要善于调整身体内在因素，尽可能保持一个平衡、健康的身体。其二，心理平衡。人的心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有苦闷、烦恼、焦虑和烦躁。要使心理平衡，重要的是心态，要有黄金心态。所谓黄金心态，就是碰到困难要阳光、喜悦，遇到委屈要坦荡、豁达，遭遇坎坷要淡泊、宁静，面临胜利要谦虚、谨慎。具体来说，应注意事大气静、顺谦逆奋。其三，伦理平衡。伦理平衡，重在修身。《大学》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根本，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八目”的核心是修身，而修身的要义是克己从善，其指就是“止于至善”，也就是达到“四合”。修身所追求的目标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像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追求的修身意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力求达到张横渠所言的最高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八十人生
阎崇年说：“我受了商人之家的影响，跟纯农民来讲，品格中多了一些机变。跟纯城市人比呢，多了一些吃苦能力。跟纯市民来比呢，又多了一点勇敢。”比较能吃苦一点，比较勇敢一点，也比较机变一点，这三点对他的治学影响很大。“治学必须要吃苦，要勇敢，因为你学术要突破，不停地创新，不停地突破，创新、突破要有胆量。”勤奋、刻苦、执着、创新这些固然重要，但他始终认为勇敢是作为学者最为重要的品格，自己能够在学术界有一点成就，或许就是因为比同行多一些勇敢的原因。“一个学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胆量是不行的。”阎崇年说。
阎崇年说：“一生颠簸，志在于学。学术之路，漫长曲折，求真求理，笃志弥坚。吾二十岁后步入史学领域，五十岁始于清史领域攀登，六十岁始于满洲学中开拓，七十岁始于影视史学探索，八十岁始于森林文化研究。借用屈原《离骚》中文字作为本序结语：“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合书屋
北京北四环，北京社会科学院。阎老师就住在院内的宿舍里，三室一厅的房间几乎是书充满的。进门的门道右侧，就是一排书柜，客厅很宽大，东北两面，高大的书柜一直到房顶，地上也摞满了书。书房在南面，门的上方题写着：“四合书屋”。东西两侧的书架里放满了书，南面的书桌上放着电脑、传真机和一些书刊，已无下手之处。阎老师写作主要在客厅。房中一个小圆桌，一部笔记本电脑，足矣。有时就在这个大圆桌上写作，桌上的一些零食，专为客人们准备，好友来时，一杯清茶、几碟干果，谈事叙情。好友告辞，桌上一推，也不收拾，放上电脑，又可写作了。
阎先生平时不健身，不吃保健品、补药，吃饭什么的也不讲究，要说有什么养生之道，“只有比较乐观而已”。参观过四合书屋的朋友说：米寿可待、白寿可期的阎先生，一定能坐拥书城，继续做些大点儿的事。更有人赋诗一首：崇名四海五洲同，年逾古稀文更雄。公道在心书在手，赞声常漾讲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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