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王国维与梁启超的文学观点的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

Answer 1

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主张分歧很大，梁启超主张文学要为当下现实服务，而王国维主张文学应追求"天下万世之真理"，因此，他们的文学思想反响差别也很大。

梁启超先生是搞政治的（虽然政治上二把刀或者说幼稚）但是他的文学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是不可分的，他认为欲新国，必须新民，欲新民必须新文学。

1、“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他流亡日本后，于1898年所写的《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必不远矣。”

2、“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也是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谈》数种。德富氏而日本三大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3、“小说界革命”

他的《论小说和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所编的《新小说》杂志创刊号（1920）上的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的纲领性论著。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他认为小说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

王国维先生更类似于纯粹的文人，考虑问题更多从文学本身出发，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艺术状态。王国维文论思想博大精深，举其大要，概述为三：
（一）文学创作的起源：“天才说”、“游戏说”

王国维认为天才是“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红楼梦评论》)，即天才因其智力的伟大，观物深厚，其创作与自然为一。故“美者，实可谓天才之特殊物也”(《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与“天才说”相一致，王国维力倡文学源于“游戏说”。他在《文学小言》一文中认为文学是“游戏之事业也”，是人们“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即认为文学是主体精神势力的一种游戏活动。显然，这是受康德一席勒一斯宾塞“游戏说”影响的产物。王国维 “游戏说”的内涵在于：王国维要求主体必须摆脱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精神游戏活动，并且对自身的感情及所观察的事物进行摹写、咏叹、发泄，才可能称之为文学。即，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要求主体把自己的精神自由意志对象化于文学创作。
“天才说”和“游戏说”是王国维阐释文学创作起源的两大理论，一方面导源于他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哲学理性思考，另一方面更是他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美学认识。可归结为一句话，文学是“天才游戏之事业”(《文学小言》四)，其旨归是反映宇宙人生的真理、势力和价值。

(二)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苦痛说”、“古雅说”。

王国维以“天才说”和“游戏说”为文学创作的起源，这就决定了其文学的整体观念必然是沿着两学说的内核和基调来发展。王国维解决了文学创作“是什么”的问题，还力图解决文学创作“为什么”的问题，即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目的论)。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标举“苦痛说”和“古雅说”。

(三)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境界说”

王国维的文论思想，以“境界说”为最，因为“境界说”汲取了西方新精神的同时，融注了“天才说”、“游戏说”、“苦痛说”、“古雅说”的精髓并发扬光大，成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交汇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间词话》等著作标举“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论思想的经典。考察《人间词话》等著作，就会发现王国维是从七组相互对立的关系中来建立其“境界说”：有—无、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隔—不隔、大—小、高—低、诗人之境—常人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论思想的核心，具有哲学化、人格化、美学化的色彩，这一点迥然有异于前人。王国维“境界说”，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论“意境”说的理论发展，打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