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亲的历史作用
汉宣帝即位不久，曾发兵二十余万并联合乌孙的兵力大举进攻匈奴，匈奴遭受重创，“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派专使入汉“请和亲”。宣帝继续奉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政策，正欲结束与匈奴的战争，消弭边患，以“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遂同意其请，于是与匈奴“复修和亲”。双方遂弭兵敦好，断绝了73年之久的和亲关系此时又恢复了。此后不久，匈奴内部发生大乱，五单于争立，互相杀戮，连年战乱，后来只剩下郅支和呼韩邪两单于对立，形成了匈奴的第一次分裂：郅支占据单于王庭，是为北匈奴；呼韩邪迁于漠南，是为南匈奴。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朝。南匈奴附汉，标志着在汉匈关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
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后，于公元前36年在汉朝协助下，战胜郅支单于，郅支败亡，北匈奴瓦解。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驩（欢）喜”，遂号昭君为“宁胡阏氏”。此后，汉匈之间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代，一直保持了和好关系。“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南北呈现出一派安宁景象。为了纪念这次和亲，汉元帝改元“竟宁”，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包头附近汉墓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字样的瓦当残片，据考证乃是西汉末年之物。还有传世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字样，完全同于瓦当残片的文字，很可能是属于同一年代的。西汉末期同匈奴只有“昭君出塞”这一次和亲，所以极有可能这些砖与瓦当是为纪念王昭君和亲而专门制作的。可见汉朝、匈奴两方面对这次和亲均予以相当的重视。
和亲是政治活动，它的规格是由双方力量对比来决定的。南匈奴归顺于汉时，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已然易位，汉朝尽管应允了呼韩邪的和亲之请，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进一步使匈奴臣服。正因为双方强弱异势，同以往的和亲者相比，这次同匈奴之间的联姻活动，和亲女子的身份最低，包括王昭君在内的五人均是“掖庭待诏”的宫女。正因如此，《汉书》记王昭君事，文字甚为疏略，反映了其作者班固对王昭君的轻视。对于呼韩邪单于的请婚，汉元帝的反映并不积极。既舍不得也认为没有必要再将宗室女嫁出塞外，只肯“赐予”五个宫女。这种规格是低得无可再低了。近代学者王桐龄将汉代和亲女子分为四等七级，王昭君被划入“不列等”的第七级。他说：“不列等之王昭君，乃下赐称臣、纳贡、入朝之呼韩邪单于者，乃完全为赠品也”。“赐”宫女当然比“降”公主差得远，所以严格说来，“昭君和蕃”算不得汉家皇室与匈奴单于之间的和亲或联姻。汉高祖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失败和匈奴的胜利；汉元帝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胜利和匈奴的失败。虽然都名为“和亲”，但前者是汉“奉”匈奴，而后者是汉“赐”匈奴——性质迥然有异。
翦伯赞先生指出：“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所以如此，完全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对比有关。西汉末期时的情况与汉初时已大不相同。从汉武帝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经济和外交措施，改变了汉朝周围的政治地图，形势对汉朝空前地有利。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三十六国正式内属汉朝，成为西汉政权所管辖的地区。一度是“百蛮大国”的匈奴，经过汉朝军队犁庭扫穴式的军事打击后，势力一蹶不振，再加上天灾频仍，大批人畜死亡，社会经济面临崩溃，遂“大虚弱，诸国羁縻者皆瓦解”；“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左地西嗕部落数千人驱畜南下降汉；而且“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匈奴遂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化，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呼韩邪单于为郅支单于所败，被迫退出漠北王庭，他在形势窘迫的情况下认清“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大势，于是决定归附汉朝，稽首称臣。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首次入汉，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宣帝对呼韩邪宠以殊礼，使其位居诸侯王之上，颁赐给他“匈奴单于玉玺”。在单于之下，二十四长及千户、百户、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皆有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章，印章皆冠以“汉”字。从此时起，匈奴和汉朝的关系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汉王朝成为凌驾于匈奴君臣之上的中央政权。从呼韩邪开始，匈奴“三世称藩，宾于汉廷”，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匈奴对汉朝的臣属关系。“昭君出塞”既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显然与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及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性质大不相同。此时汉朝对匈奴的联姻带有强烈的“权纳怀柔”性质，体现的已不再是政权与政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出嫁汉女的身份不再是“公主”而是“宫女”。严格说来，这不是“和亲”而是“赐婚”。
然而如前文所述，尽管昭君等和亲女子身份低微，但这次和亲规格却相当高，甚至以盛大、隆重形容之也不为过。究其原因，实与昭君的个人魅力与呼韩邪单于机智、权变有关。昭君的个人魅力不仅在于她的天生丽质，更在于她罕见的勇气。有学者赞扬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应召……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尽管话中有些溢美之辞，但在汉元帝应允呼韩邪请婚之际，昭君“请掖庭令求行”不能说不是惊世骇俗之举。呼韩邪以昭君为阏氏，而且号为“宁胡阏氏”，也充分体现了他灵活的政治头脑和因时乘势的才能。呼韩邪将一个普通宫女抬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不能排除他为昭君绝色而倾倒的因素，但更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朝的尊崇与感激，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在名义上将“赐婚”改为“和亲”，得体地维持了本民族的自尊。这样一来，汉朝也不好过分怠慢了。于是，顺水推舟地升高了和亲的规格，昭君之兄子王歙也被封为和亲侯，护送昭君出塞。没有这个规格的变化，这次和亲活动势必减色，也就不会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了。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王昭君对于民族和好固然有所贡献，但就其个人遭遇来说，终归是个悲剧。[50]昭君虽然是自愿请行，但那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而抗争的一种方式，决不为了寻求爱情。呼韩邪单于姬妾众多，而且年岁等于昭君三倍左右，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不可能是昭君所钟情的对象。其实事实未必如此，关键是看问题的角度。倘若王昭君不是自愿请行，就只能作为汉朝君主一个备用而未用的玩物，困守在汉宫小小的天地里，青锁红墙，埋没一生。即使有朝一日为皇帝所“幸”，在佳丽数万的汉宫中，昭君也恐怕难免如冯媛、傅昭仪那样“色衰爱弛”的结果。何况在她辞行之后不久，元帝即一病而亡，按照汉制，昭君作为“待诏掖庭”的宫女，将守着灵柩，老死墓园。与此相反，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远赴塞外绝域，其命运可说是发生重大的转折。因她的美貌才情和其来自汉朝的强大背景，在匈奴王庭中享有“母仪行国”的崇高地位——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即是明证。从史书的零星记载来看，昭君在匈奴的家庭婚姻很是圆满。她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死后，其嫡子雕陶莫皋即单于位。按照匈奴“父死妻其母”的风俗与法律，作为“庶母”的昭君遂与新单于成婚，又生下两个女儿。相形之下，她倘若留在长安，便只能囚守墓园，郁郁而终；塞外却有着浩淼的苍穹和广阔的草原，展现出一片崭新的自由天地，使她拥有了丰富、充实的生活内容。所以说，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在主观上，她是为了挣脱樊笼，寻求自己新的生活；在客观上，则进一步地密切了双方关系，开启了胡汉和好的新篇章。昭君出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播下了汉匈和平友好的种子。他的两个女儿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都为维护汉匈友好发挥很大作用。汉匈双方都曾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间的矛盾。王莽曾邀请昭君长女须卜居次访问长安，“入侍太后”；汉朝廷封王昭君之侄王歙为和亲侯、王飒为骑都尉展德侯，常派他们出使匈奴，同单于进行联系，斡旋双方关系。昭君的大女婿须卜当是在匈奴中掌实权的大臣，他们夫妇二人极力促使汉匈和好，因此在建国五年（公元13年）拥立同他们关系亲密的原右犁污王咸为单于，劝导他与汉和亲，进一步密切汉匈关系。总之，“昭君出塞”无疑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更密切了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作家王族说：“王昭君嫁给呼韩邪，让匈奴和中原像握紧了的两只手，从此再未分开，被排挤出局的郅支像另一只孤独的手，再也抓不住命运的稻草，在岁月的长河中几经沉浮，便没有了踪迹”。]他是用文学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千百年来的中原骚人墨客，几乎都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是受苦受难，所以为之伤感、同情，发而为诗，大多名为“昭君怨”。但正如董老诗中所讽：“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些人宣泄的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与历史事实却不相符。独有清代满族诗人彦德以下这首咏昭君诗，不同凡响：“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于卫霍同。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这可说是眼光公允、切中肯綮的评价。历史为王昭君这位献身民族友好的“远嫁的姑娘”（翦伯赞语）做了最好的鉴定，大青山下、大黑河畔的千年古迹昭君墓就是永恒的物证。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体现了人们对王昭君的钦仰和怀念，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汉书》作者班固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班固这番议论，概括道出西汉前、中、后三个历史时期对匈奴的三种政策，都是“权时施宜”的有效措施，通过对匈奴采取灵活权变、审时度势的对策，经过长期的搏弈对局，终于出现了西汉末年的景况：“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西汉和亲之策的性质，也具有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变化。总的来说，前期对匈奴的和亲是消极、无奈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妥协。中期对匈奴以战争代替和亲，是在优势下用军事打击为以后有效的羁縻创造条件；同时对乌孙的和亲则是结好与国，组成对付匈奴的政治、军事同盟。后期对匈奴的和亲是其羁縻政策的组成部分，为的是进一步笼络奉藩称臣的匈奴单于，达到巩固边圉的目的。作为和亲使者的汉女，只能因时乘势，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一般来说，和亲女子只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就可以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她们身不由己，似乎很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主动的作用。和亲乌孙的刘解忧与和亲匈奴的王昭君却与众不同，她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在被动的境遇中起到某种主动的作用，尽力为民族和好作出自己的贡献，体现的是牺牲自我、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在西汉时期和亲少数民族的汉女当中，人们尤其钦仰和怀念解忧与昭君，概由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