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笔记

Answer 1

苏格拉底关于理式的提问方式：什么是……？（what is…）……当我们为"什么是某物"的问题困惑时，就是把它归入合适的类或种，然后在种或种和属之间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按类别对各种存在物进行区分）。

此方法始于完全共同感觉性的事物（常识性的）……它牢牢遵循由好奇心的原始经验所指示的方向……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谈话艺术"所使用和找寻的共相与现代科学方法所使用和找寻的共相二者有根本的差别。

理式也不被看成一种心理建构——有意识或无意识。

对苏格拉底来说，灵魂对各种存在物的知识有一种爱欲的母体所引导，对这一母体，灵魂能变得越来越有自我意识，但是一旦离开这一母体，除了觉察到限制的那一刻以外，灵魂决不能迈出完整步伐。

柏拉图的对话充满敬意地记录了一些严肃善思者的意见，他们受引导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在人的主张愿望或幻觉之中，正义并不存在。他们还受引导得出一个观点：分享和互助的各种原则……事实上总也不过是某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利用另外一些人的机制。人们所说的"正义"的存在就像人们所说的宙斯的存在，仅仅存在于言辞或意见之中、在习俗或习惯中，而根本不在自然中或者说不凭靠自然。

希腊语中" kalon"（高贵）一词同时意指"美的"……审美的愉悦需要一种只与高贵之物产生联系的严肃感。

在施特劳斯看来，苏格拉底的生活象征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哲学并非"自然地"是政治的，哲学必须"被迫地"把注意力转向"属人事物"转向"正义且高贵的事物"。于是斯劳斯称为苏格拉底问题，首先与"前苏格拉底哲学何以能够或被迫摆脱政哲学"的问题相关，然后才涉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可以有能力或被迫建立"政治的"哲学。如果出现一种对正义问题的真正理解，那么上述问题必定会迎刃而解。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看来，哲学并非仅仅是某种最强大的器具，它帮助人——"政治的动物"——深化政治社会对正义和高贵的诉求。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起初就表现出对公民社会精神权威的彻底的（即便是无声的）反叛。不同社会之间或内部对正义和高贵的品质争论不休，而沉思这些看上去与无休止的纷争，为上述反叛埋下了伏笔。

对自然的发现来自毫不妥协地坚持下述两种区分：第一，区分基于传闻的知识与源自人人可得的经验的知识，第二，区分产生自想象的属人技巧的事物与自为存在或自慰成长的事物（包括人及其建构技巧的能力）。

依据自然的东西有别于依据技巧或依据习俗的东西。从这一区分的角度来看，诸神似乎不过是诗人们及其知识者们或听众的虚构，会蒙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那些经由合理的解读而指向关于事物真正原因的知识的蛛丝马迹。

尤其是因为人的骨子里缺乏正义与高贵，所以人需要诸神扶持自己的高贵与正义，这样的假设似乎言之凿凿。

肇始于苏格拉底的、崭新的"政治的"哲学探究，前所未有地把注意力聚于精通和实践修辞或交谈的技艺。新哲人敏锐的察觉到他和他的同类所必须栖身的这个非哲学社会极端地多样化，而与这样一个社会相沟通是何等地微妙、何等的危险、却又何等的富有成效和无可避免。高尔基亚和裴德若中关于修辞和交谈的教导：私人的、爱欲的修辞与公共的、政治的修辞之间的差别。这种两面性与如下两种对话类型之间的两面性密切相关：一种是苏格拉底处于一种根植于其哲学活动核心的自发需要所进行的对话。另一种则是他受必然性或强制——不管它是来自外部还是自身——的牵引所发生的对话。透露出苏格拉底的看法，即：哲学与政治技艺有不同的目的，或是"辩证法与王者技艺之间"存在"天壤之别"。

启示的核心在于先知这一现象，人类立法者通过先知的口传讲辞或诗歌颂辞，以神圣权威之名为共同体某民族或万族定立秩序。

启示乃是……神法向人的权威性披露，律法的这种统治宣称，向整个人类生存——包括集体的、包括个体或者家庭的——指明了一个最终的方向。

哲学以及哲学生活的真谛并不优于虔诚，而哲学以及哲学生活基本上可以说是虔诚的一种变体，如此一来，哲学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些断言生活可以并且必须以理性为基础，然而这一断言本身却不以理性为基础。

尼采：在根本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哲学统治宗教，要么宗教统治哲学。……与苏格拉底式哲人相反，尼采以牺牲政治为代价抬升宗教。施特劳斯断言：权力意志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上帝的一种辩白。

只有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人们才能找到对以下事实的真正辩护，"政治哲学已经丧失了他的信誉"，它已被置换为"意识形态"，"价值判断"，或者这样一种观点：根据它，所有理解与行动的原则都是历史性的。

现在哲学的"地基"是一种想要解决哲学与信仰之间冲突的可理解的冲动，而他所采取的措施，不是继续那些把哲学至于信仰之下或把信仰至于哲学之下的看不到尽头而且了无意义的尝试，而是背道而驰潘越了整个争论所处的层面。

人们几乎可以说西方智识史与精神史的核心和脉络，正是圣经与哲学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这一悬而未决的冲突，正是西方文明生命力的秘密，认识到西方文明这两个根源相互冲突，起初是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观察，然而这一认识也具有某种让西方文明打消疑虑并为之带来安慰的东西，西方文明的真正生活就是处在两个准则间的生活，它处于一种根本的张力之中。

政治哲学向来是普遍的，而政治向来是特殊的，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政治哲学的整个历史。

政治哲学关注的是社会之最好的或者正义的秩序。而政治关注的是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社会的存在与福祉。这种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

实证主义被描述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无法使任何价值判断有效化和无效化，而政治哲学又理所当然地关注健全的价值判断的有效化与非健全价值判断的无效化，那么实证主义必定把政治哲学当成彻底的非科学的哲学加以拒斥。

生存主义的观点：理解与行为的所有原则都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根据无非是无根基的人类决断或者命运裁决。科学远非唯一的真正知识，它终究只是多种多样的世界观中的一种形式而已，所有这些形式都具有相等的尊严。生存主义（中心是海德格尔的思想）把政治哲学当成彻底的非历史的哲学加以拒斥。

海德格尔的思想……人类的生活与思想是彻底的历史性的，而历史并非一个理性的过程。

一个人对一位思想家的理解不可能优于这个人对自己的理解，甚至不可能与这样的自身理解并驾齐驱。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可以创造性地理解以往的某位有分量的思想家，这种创造性就是把后者的思想加以变形，并且因此对后者的理解不同于后者的自身理解。海德格尔认为，他以前所有思想家都没有觉察到一切根据的真正根据。也就是根本深渊。这个断言暗示了，在决定性的方面海德格尔对他伟大先辈们的理解优于他们对自身理解。

胡塞尔认识到……对世界的科学理解远非对我们自然理解的完善化，而是（以一种使我们无视科学理解之基础的方式）从自然理解派生出来的。所有哲学理解均需始于我们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始于我们在一切理论化之前将世界理解为被感知者。

海德格尔走得更远：原初的论题并非知觉客体，而是被经验为作为个体的属人语境之一部分的完整事物，这个语境便是该事物所属的个体世界……这意味着人们无法再谈论我们对世界的"自然"理解。对世界的每一理解都是"历史"的……人们必须回到在单一的人类理性背后历史地"生长"出来的，而非"制造"出来的语言的多样性上去。于是便产生了理解所有历史世界共有的普遍结构的哲学任务。……这意味着对一切历史世界之本质结构的理解，必须被理解为本质地归属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归属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历史主义洞见的特性必须与它所归属的时期相对应。就历史主义洞见揭示了以往所有思想在决定性方面的彻底失误、揭示了未来不可能再有另一次正当的转变将这一洞见沦为过时的中间阶段而言，历史主义中洞见是终极洞见，做为一个绝对的洞见，它必定属于历史中的绝对时刻。

尼采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视为末人——最堕落的人……如果没有"专门化"，没有硬朗的界限，那么人的高贵与伟大便是不可能的……

……现在正是单纯的绝对时刻，这曾经是黑格尔的断言。

……终极洞见正在来临的那个时刻开启了末世论前景。

海德格尔和尼采都把虚无主义看作决定性的。虚无主义的最终结局，便是当代的没落。迄今为止，人类的每一个伟大时代都产生于Bodenstaendigkeit（植根于大地之中）。然而希腊伟大的古典时代诞生了这样一种思路，它从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威胁了那个Bodenstaendigkeit（植根于大地之中），其最终的当代后果便是去毁灭使人类得以伟大的那种条件的最后残余物。海德格尔的哲学属于那无限危险的时刻。此时人类丧失其人性的危险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因此——危险与救赎总是紧密相连——哲学可以有这样的任务致力于Bodenstaendigkeit（植根于大地之中）的恢复或者回归，一种超越最极端的Bodenlosigkeit（无根基）的Bodenstaendigkeit（植根于大地之中）。一种超越最极端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在家状态。

自其开端以来，哲学便提出了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要求。它要求成为这样一种科学，将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与宗教方面是一种被纯粹的理性规范调节的生活得以可能。这要求从未被完全放弃。在哲学中（与科学相反）一切都是有争议的。

胡塞尔把自然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观点：存在着的每样事物都构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则被理解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对象。这意味着，存在着的每样事物要么自身就是"物理的"，要么如果它是"心里的"，它就只是物理事物的因变量，"充其量是个第二性的平行伴随物"。结果，自然主义把意识与一切规范（逻辑的、伦理的等等）全都自然化了。

存在着巨大的诱惑，为了世界观哲学的缘故而放弃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海德格尔证明了这种诱惑的难以抵挡。

苏格拉底的智慧仅仅限于他自知其无知上。人的智慧渺小，不足为道，只有像苏格拉底这样自知其无知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神暗示了这条真理，人的智慧从内容上来说纯粹是否定性的。这种智慧的价值也可以说是无甚价值，神就通过这种暗示来表明他这个神才是真正有智慧的。

苏格拉底的爱智活动是与这些活动相伴而来的：他逢人就规劝其要关心明智、真理和自己的灵魂之善，而不是关心财富、名声和荣誉。

苏格拉底的命相神灵与eros（爱欲）是同样的东西……这命向神灵是苏格拉底的天性或他的自然倾向中禁止性，否定性的一面。

苏格拉底在两起他参加的政治行动中，因为他按照正确或法律来行事，结果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一次发生在民主政体下，另一次发生在寡头政体下：他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寡头派……

无论是怎样的情况，苏格拉底对人们所说的或者他对他们的引导，是他按照神通过神谕、梦和其他显灵的方式传达给他的指令去做的。

自然法——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两个拒绝自然发法的思想流派：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

实证主义：真正的知识是科学的知识，科学知识不能使价值判断有效，而所有坚持和维护自然法的陈述都是价值判断。

历史主义：科学只不过是人理解世界的一种历史的偶然的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要仰仗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在每种世界观里，理论理解的"诸范畴"与"诸多"基本"价值"彼此不可分割，因而，把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原则上并不可行。因为有关好和正确的每一个概念都属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不可能存在一种自然法来规约人之为人。

自然法：意指这样一种法，它可以判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判定何者具有全能或依据自然固有地（从而时时处处都）有效。

自然法是一种高级法。

自然法预设了自然这个概念……古希腊人发现了自然与技艺（指导人工物品制造的知识）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发现了自然与礼法（法律、习惯、约定或习俗等截然不同）。根据自然的原初含义，自然法这一概念在这一说法上自相矛盾，它绝非当然之事。

首要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自然法，不如说是自然正确——亦即依据自然什么是正确的或正义的：是否所有的正确都是约定的，或者有没有某种自然而然的正确?……有一些事物依据自然是好的。

在人之为人中间能有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不源自任何熟人的安排。正义究竟是仅仅基于对共同生活的有利之处的算计，还是因其自身之故，从而依据自然就值得选择。

柏拉图断言：存在一种自然的正确——即某种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