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与儒家的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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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201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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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张天子应该以德服人,天子做了圣贤,那么下面的人都会仿效天子做圣贤,人人圣贤,国家太平。

儒家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主义,他只是号召人们象谁谁学习,但如果不学习有什么惩罚措施一点都没有提,只有葫芦卜而没有大棒。

儒家这套理想的实践,要完全寄托于:

1、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相同,不然你认为是圣贤,我认为不是,就乱了套。

2、要有一个明君,自身愿意做圣贤。虽然儒家也提出了,如果君不君,臣子的可以推翻他。但这有个成本的问题,君主掌握实权,其必然不愿意放弃权利而做抵抗,而老百姓反抗,却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因此大部分是凑合过,实现活不下去了,才会反抗。而这时离儒家所信仰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了。

3、上行下效,如果上面的人做了圣贤了,而下面的人不跟随,怎么办?如果和你共事的人不是以儒家思想来行事怎么办,这些儒家都没有回答。

总体来说,儒家更加适合个人修养。

法家对于政治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首先是个人精力的有限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诸如农业管理、人才提拔、司法审判、对外交往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不可能交由某一个人(如君主)来处理。法家追求政治效率的最大化,把有损政治效率的事看作是政治设计的缺失。

其次是个人智力的局限性。针对人们对圣君明主的浓烈希冀,慎子却如实道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瞻之道也。”(《慎子·民杂》)即使有了贤人治国,如果没有以法为准则,也会导致国家损失。韩非子更认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韩非子·用人》)二人均试图打破人们对“圣人之治”的迷信。
再次是人治的随意性。法家认为,从人性角度来看,人治虽可达到偶尔的公平公正,但因人的自利之心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便会出现在同样情形下多得好处或少受惩罚的社会不公,从而引发社会的怨恨。

关于个人精力有限和智力有限的问题,如果按儒家的思想,皇上只需要做圣人,下面的人也仿效做圣人,那么皇上就不需要投入精力和智力来管理。只有在下面的人不是圣贤时,皇帝才会投入精力智力国家。

所以可以说儒家面向的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法家面向的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儒家是葫芦卜,法家则是大棒。

故古代帝王,拿儒教来引领个人修养,而拿法家来建立规章制度,处理正事,也即外儒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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