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看《文学自传》读后感

Answer 1

　　连阴几天，天晴了走在太阳底下，不小心就看见了走在前面的影子。忽短忽长，走得比我慢，比我胖，比我难看。它让我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很陌生。我停下来看着它，想了一会儿，心里说，你已经27了。是啊，我已经27岁了。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常常都是在看自己影子的时候，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年龄的。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正在改变的自己。然后开始想，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呢，十年，二十年，二十七年。怎么一晃就到了现在。我不是那种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成绩才能活下去的人，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就像不知道是怎样跨进了一个门槛，先抬的是哪只脚，为什么要跨进来，跨进来又是怎么继续往前走，然后又开始跨另一个门槛。一个又一个，都没想明白，就跨了27年。看着影子的时候，我其实是想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跨过来的。
就像写作，我也常常琢磨，我是怎么就写到了27岁。
往回数，让我觉得跟写作有点关系的事，应该是高二时的神经衰弱。那时候心悸，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莫名其妙地恐惧，看到夕阳如履薄冰，神经绷过了头，失去了回复的弹性，就衰弱了。完全陷入了糟糕的精神状态中，没法跟同学合群。那种自绝于人民的孤独和恐惧长久地支配我，睡不着觉，整天胡思乱想，恍恍惚惚的，经常产生幻灭感。写日记成了发泄孤独和恐惧的唯一方式。从高二开始，一直到97年真正开始写小说，我写了厚厚的一摞日记，大概就是在日记里把自己写开了。日记里乱七八糟，什么都记，想说什么说什么，怎么好说怎么说。后来回头看看，很多现在的表达，包括形式，在那些日记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原型。然后看小说，开始尝试，就这么顺下来了。高二时写过一个短篇，几千字，模仿的东西，名字也学生腔，都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取那样的题目了。接着高三，压力大，情绪更加低落，看张爱玲、苏童解闷，又开始写。好像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还给一家杂志寄去一个，当然是石沉大海。眼巴巴地盼了一些天，就老老实实去看书了。
我一直想当个律师，高考的志愿一路都是法律，只在最后的一个栏目里填了“中文”。填得很随意，觉得若是落到了这个地步，学法律大概也没什么意思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这么一个“中文”，还是进来了，所有的“法律”都不要我。进了中文系我颇有点悲壮，整天往图书馆跑，看了一大堆小说，但到底想干什么，心里没数，小说也写，那更多是习惯，觉得应该写点东西而已。
正儿八经开始写小说是在大一的暑假，1997年7月。我一个人待在学校里看书。黄昏时分看完了张炜的《家族》，半个天都是火烧云，我在空旷的宿舍楼门前走来走去，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得告诉他，我要当作家。尽管在此之前，我的小说已经有点样子了，但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什么作家。看完《家族》，一下子体会到了表达的自由与美好，我觉得我经常胡思乱想的东西，很多都被《家族》说出来了。我找到了小说与我之间的关系，那种把人一下子洞穿的感觉，我想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就这样。开始把小说当成事来做，心无旁骛，做得很认真。我可能是那种喜欢一条道走到黑的人。那时候的阅读量现在看来，几乎是可怕。看完了就写，很受马尔克斯影响，大二开始写一个长篇，年少轻狂，打算揭示鸦片战争以来整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并为此激动得常常睡不着觉，半夜想起来一个好细节，没有灯光，就趴在床上摸黑歪歪扭扭地写，第二天誊抄。没写完，只有几万字。现在还保存着，依然喜欢那个题材，以后应该会接着写出来的，因为现在回头看，还觉得还挺有点意思。后来到了南京念大三大四，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了，写了不少，也开始发表小说。慢慢就上路了。
也仅仅是上路。小说是个跟年龄有关的艺术，像略萨说的，没有早熟的小说家。02年我来北大读研，开始“悔少作”，觉得24岁之前写的东西实在不值一提。那些小说还很虚弱，现在重读，总觉得当时没使上劲，也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上劲。完全是稀里糊涂地写，“写”成了最重要的事。写作的速度也比较快，除了发表的，现在手里还堆了二三十万字的旧稿，前些日子我把它们翻出来，有的还有点意思，但是懒得修改。只能废了。
在北大的这三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北大给我的，北大的先生们给我的，我的导师给我的，还有一些作家朋友给我的，不仅对深入理解文学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我的写作慢下来，慢得心里踏实，一步一个脚印，逐渐体会到了创造的乐趣，而不是车间生产的快感。
此外，也解决了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就是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数，刚进北大的那一年，我很为此痛苦。写小说和散文，要感性，要形象和细节，睁开眼你得看到大地上一片鲜活的东西；但是搞理论却不是，你要逻辑，要推理，要论证，那东西本来就不是个好啃的骨头，而且理论更替的速度又比较快，要跟着大师跑，想着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结论捣鼓出来的，再考虑怎么把它化为己有。刚开始我真是不适应，觉得自己的眼光放出去都是直的，干巴巴的，脑子也是，一条直线往前跑，整个人都有点侧身走路的味道，反正从里到外都被抽象过了。大概一年半后情况有了改观，在两种思维和文体之间的转换相对轻松和容易了，想写小说就可以写小说，该写论文就写论文，基本上感觉不到有多大冲突，说到底它们不过是对面对世界和表达自己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基本上解决了两者的对立状态，生活又重新好起来。写一段时间小说，停下来看看理论、做做批评，既是休息和积累，也是补充和提高，接着再写。创作和理论之间有了一个不错的互动，逐渐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从12岁离家到镇上念中学，这些年我几乎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读书，教书，再读书。很多朋友对我的写作有疑问，他们提到了“生活”这个词。好像待在学校里就是进了真空包装袋。这也许不是偏见，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每个人其实都只是一只脚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另一只在满天下地跑。外面的世界也有脚，它会像个不速之客经常闯进你的房间，其动静之大，容不得你闭上眼睛塞上耳朵。而我以为，恰恰是这样的生活对创作倒可能更有好处，拉开一个有效的审美距离，让它沉淀，供你消化，腾出空间让作家的想像力张开翅膀。正如汪曾祺先生说的，近事模糊远事真。至少在我是如此。我教书的那两年，见识和体验都不能说单薄，应该算是很“生活”了，但三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写出过与这段生活有关的小说，找不到满意的点切入。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着它们主动找上门来，哪一天就像突然发现自己的影子一样，往事随之汹涌而来。所以，作家与生活，也许并不在于你能生活多少“生活”，而在于你有多少同化生活的能力。
越写越不像自传了，倒像是答疑，或者说，我表达了比别人对我的写作的疑问更大的疑问。
在27岁的这一天，我竟然神神道道地说起了与文学有关的事，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我怀疑它的必然性，如同对27岁的影子的怀疑。写这个的中途，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写点东西。母亲就问：又在写稿子？我说是。她总是把我的写作说成写稿子，家里人都如此。他们面对“写小说”或者“写散文”这样的短语一直保持着质朴的羞涩和谨慎，能够变成书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如此重大，以致他们认为我根本就搞不了。我也没想到我会搞这个，会“写稿子”，小时候文学资源窘迫，翻来覆去的启蒙读物除去课本，就是祖父订阅的《半月谈》和《中国老年》，这与文学是多么的不搭界。而在知道世界上有律师这个职业之前，我最雄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军人或者卡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