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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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违文坛五年的海岩推出的新作《长安盗》是一部“非典型”的海岩作品。无论从故事情节的设置,还是男女主人公爱情观的表达上,都与以前的作品大相径庭,这种转变可能会让很多海岩的忠实读者感到陌生,也会让海岩离“男版琼瑶”的称号越来越远。在我看来,这是海岩的一次大胆尝试,是一部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它的成败,或许将左右未来海岩作品的定位与走向。 若要探讨海岩作品长盛不衰的原因,“得屌丝者得天下”一句调侃可作为最好的总结。每个时代,海岩都至少有一部作品可作为时代精神的最好注解。如《便衣警察》之于八十年代,《永不瞑目》之于九十年代,《玉观音》之于零零年代。海岩似一妙手良医,准确的号住了时代价值观的脉搏,并给出了最能触动人心的药方。 对时代文化有着极为精确的把握,能与年轻人进行无障碍的平等对话——这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长安盗》中赵红雨与邵宽城的对话中,“亲”、“欧买嘎”、“躺中”等等词汇的运用,虽偶有生硬之处,但足以见海岩紧跟时代潮流、永不落伍的进取之心。而海岩卓然于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看出,在众多屌丝青年调侃自嘲、吊儿郎当的面目之下,依然存有对单纯美好爱情的真诚期望,依然相信正义终能得到伸张,“公安系爱情小说”这一特殊题材,恰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长安盗》是一篇命题作文,系海岩接受公安部相关领导的委托,将贞顺皇后石椁被盗案这一真实事件改编而来。自2004年5月至2005年6月,犯罪集团首脑杨彬纠集20余人,对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庞留村西侧的唐代贞顺皇后陵墓(敬陵)实施了疯狂盗掘,将陵墓内一套彩绘石椁进行分解、打包,然后再分批装箱陆续运到广州,最后以100万美金的价格倒卖走私到了美国。警方历经六年多的不懈努力,于2011年将所有流失海外的敬陵文物追讨回国。这也是我国首次通过法律途径成功追索回国家一级文物。 这一足以被载入历史的案件,却给海岩的写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海岩在接受采访时谈及戴着镣铐跳舞的痛苦:不能将罪犯写的像好莱坞大片式的高智商犯罪引人效仿,但是也不能写的太傻,否则就显得警察办案不利。因此他另辟蹊径,虚写盗墓者的犯罪手法,而将焦点对准了盗卖文物的中间人——著名历史学家万正纲,着重描写他的欲念挣扎。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海岩巧妙地将万正纲在《唐史讲坛》中讲解的唐明皇与武惠妃(即贞顺皇后)的故事,和万正纲、赵红雨父女现实中的经历做双线推进,借历史暗喻现实,从而将故事的主题从简单案件的重演提升到对历史规律的思考和人性善恶的拷问。 在海岩看来,“任何作家不管什么原因动了笔,肯定会写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或者写自己对生活的向往。”显然,万正纲这个人物,体现了他对商业时代的认识和批判。本已名利双收的万正纲,为何仍然欲壑难填?海岩借主人公邵宽城之口表达了他的看法:“幸福没有绝对的指标。人的幸福感往往与人的物质条件无关,而更多地取决于人的欲求。少欲则安,无欲则刚。”“总想得到意外幸福的人,很难没有意外的灾难。” 在《长安盗》中,爱情首次没有以主线形式出现,海岩没有像以往一样在作品中设置重重障碍让主人公找寻爱情的真谛,而是直接给出了结果,在商业化时代,一份单纯、温暖、简单的爱情更值得我们憧憬。虽然邵宽城和赵红雨的爱情像其他海岩作品一样带着淡淡的哀伤,以微笑开始,在吻中生长,以泪水结束。但是,少了声嘶力竭哭天喊地的矫情桥段,我们发现,那种青梅竹马心生默契的原生态情感,反而更容易触动疲惫的心灵。在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我们更需要珍视那一抹人性的纯白。而这恰恰也是海岩对这个时代的期许。 以案件写认识,以爱情寄向往,在对人性的鞭挞与歌颂中,海岩的创作有了更加明晰的方向。 刊于5.26 《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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