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日关系的问题的分析、评论。老师让写一篇时事评论.最少需要两千字.希望大家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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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对于整个东亚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日双方的经济还仍然存在结构性的互补而不是结构性矛盾，因此与日本的经济交往仍然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具体前已述）。近来网上和有些地方有号召“抵制日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我们将“彻底抵制日货”变成全国性的行动，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将会有多少来自日本的商品和服务（包括使用日本制造的零部件的国产品）“应该”从国内市场上被驱逐？将会有多少日本制造的机械设备“应该”从国内的和中外合资的工厂里被拆除？有多少日本游客因为店铺挂出“日本人不得入内”的招牌而不想到中国来旅游？其结果，我们将会有多少工厂要关门？有多少工人要下岗？以日本人为最重要客源的中国旅游业将蒙受多大损失？我们当然不能怀疑“抵制日货”者真诚的爱国热情，但当今的中日关系确实已完全不同于30年代的中日关系，30年代的“抵制日货”实质上是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进而抵制其军事侵略，而现今的中日经济关系已是相互利用，现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由地区性大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
同时，中日两国在经济问题上都同样应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促进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争取做好“领头羊”，不让东亚其他国家失望。
2，就历史认识问题本身来说，它显然也不可能在两国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解决，而只有通过两国间不断交流与对话、通过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与深入，才能使历史认识问题不仅在领导人的表态上，而且在两国广大人民的心里真正得到解决。而且如前述，历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因此，不宜将历史问题看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私意以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作为日本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其中一个“前提”，但显然不能作为两国整个关系的“前提”）。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真正解决历史问题；而只有真正解决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能更好地发展。
3，鉴于中日两国在政治，尤其是安全上存在的矛盾（当然挑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方），应当采取“两手都要抓”的策略。一方面，我们要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在特殊问题上甚至还可以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要作好自身的军事准备，以应付我大陆地区的“周边事态”。在原则问题上（也包括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让步，但在策略问题上一定要根据国家利益灵活应对。
4，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讲：“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思考，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当前的中日关系当然已经不是八十年代时的状况了，中日关系现今又面临着“谷底”，但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对中日关系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因为这是对整个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深刻总结。虽然，要永远友好下去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但它确实是中日间的一种最好的理想状态，中日双方都应为对此努力。
5，对于联合国的改革，我们既要从我们的民族利益、也要从作为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的角度思考问题。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仍然以大国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在联合国的设计中明显反映出来，它一方面在宪章中承认弱小民族国家的权利，一方面将和平与安全的重任付诸于几大国。然大国力量是不断变化的，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十多年来，各大国实力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并且第三世界也已经在联合国形成了一个强大力量。从二战前国际联盟的教训来看，国际联盟之所以最终崩溃，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是国际联盟长期由英、法主导，甚至没有包括一些最重要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先后退出，苏联1933年加入又在1939年被“开除”，而英法一战后又实际上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难怪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缺乏相应的权威。也正因为如此，二战中成立的联合国要确定当时反法西斯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采取大国协商一致。因此，中国应当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也包括安理会的改革。
但改革联合国并不等于日本必然成为常任理事国，新增常任理事国也并不一定地位必然要与原常任理事国等同。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是否支持或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是日本必须要达到成为一个合格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在中日的政治博弈中最大程度地实现我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民族利益。在现在条件下，日本梦想成为常任理事国一方面是，显然是对我、对周边国家的一次严重政治挑战，中国人民当然不能答应，但也可以看作一个机会，看作解决中日之间、日本与其他亚洲邻国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的机会。总之，还是这一句话，一切要综合考虑整个国际局势的复杂情况，“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邓小平语），不宜以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两分法。
6，在当今复杂的中日关系下，一定要注意保护在我国境内合法的日本侨民及其利益，这实际上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主权，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中国政府才是国际法上的唯一主权者。
同时，中日两国在经济问题上都同样应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促进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争取做好“领头羊”，不让东亚其他国家失望。
2，就历史认识问题本身来说，它显然也不可能在两国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解决，而只有通过两国间不断交流与对话、通过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与深入，才能使历史认识问题不仅在领导人的表态上，而且在两国广大人民的心里真正得到解决。而且如前述，历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因此，不宜将历史问题看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私意以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作为日本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其中一个“前提”，但显然不能作为两国整个关系的“前提”）。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真正解决历史问题；而只有真正解决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能更好地发展。
3，鉴于中日两国在政治，尤其是安全上存在的矛盾（当然挑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方），应当采取“两手都要抓”的策略。一方面，我们要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在特殊问题上甚至还可以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要作好自身的军事准备，以应付我大陆地区的“周边事态”。在原则问题上（也包括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让步，但在策略问题上一定要根据国家利益灵活应对。
4，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讲：“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思考，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当前的中日关系当然已经不是八十年代时的状况了，中日关系现今又面临着“谷底”，但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对中日关系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因为这是对整个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深刻总结。虽然，要永远友好下去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但它确实是中日间的一种最好的理想状态，中日双方都应为对此努力。
5，对于联合国的改革，我们既要从我们的民族利益、也要从作为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的角度思考问题。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仍然以大国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在联合国的设计中明显反映出来，它一方面在宪章中承认弱小民族国家的权利，一方面将和平与安全的重任付诸于几大国。然大国力量是不断变化的，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十多年来，各大国实力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并且第三世界也已经在联合国形成了一个强大力量。从二战前国际联盟的教训来看，国际联盟之所以最终崩溃，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是国际联盟长期由英、法主导，甚至没有包括一些最重要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先后退出，苏联1933年加入又在1939年被“开除”，而英法一战后又实际上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难怪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缺乏相应的权威。也正因为如此，二战中成立的联合国要确定当时反法西斯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采取大国协商一致。因此，中国应当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也包括安理会的改革。
但改革联合国并不等于日本必然成为常任理事国，新增常任理事国也并不一定地位必然要与原常任理事国等同。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是否支持或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是日本必须要达到成为一个合格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在中日的政治博弈中最大程度地实现我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民族利益。在现在条件下，日本梦想成为常任理事国一方面是，显然是对我、对周边国家的一次严重政治挑战，中国人民当然不能答应，但也可以看作一个机会，看作解决中日之间、日本与其他亚洲邻国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的机会。总之，还是这一句话，一切要综合考虑整个国际局势的复杂情况，“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邓小平语），不宜以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两分法。
6，在当今复杂的中日关系下，一定要注意保护在我国境内合法的日本侨民及其利益，这实际上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主权，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中国政府才是国际法上的唯一主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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