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造成功亏一篑：唐太宗对高丽的征伐
隋朝在杨广的倒行逆施之下终于亡了，亡得很悲惨，起而代之的便是至今依然为人所称颂不已的大唐帝国。龙虎济，风云会，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唐初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平南扫北，中国四周的边患几乎一一扫平，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道路，此时高丽问题便又一次横亘了在中国的面前。
隋朝几度在高丽的惨重失败，前后几十万中国士兵倒在了辽东大地上，唐朝上至太宗文皇帝，下至普通军民，谁不想把这笔帐讨回来呢？当时李世民说了这么一段话：“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而后来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的志愿者要求参军报国，这些人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可见唐朝自上而下都没有忘记收复故土报仇雪恨，辽东永远只能是中国人的辽东，这土地上的每一寸上都浸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隋朝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古代战争中，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的高冢叫“京观”）“身既死矣，归葬山阳。山何巍巍，天何苍苍。山有木兮国有殇。魂兮归来，以瞻河山。”寒风吹来，京观上的薄土被吹去，立刻便露出下面的森森白骨，所谓尸山血海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几十万烈士的忠魂便在此不断地嘶喊，召唤。而国人并没有让他们长久的等待，李世民上台不久，在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立刻派广州司马长孙师进入高丽，毁掉这个京观，将中国将士的尸骨一一收殓安葬。这次的行动是一个明显的讯号，他预示着远在长安的唐帝国并没有忘记高丽这块最后的领土。高丽方面自然也收到了这个讯号，于是高丽荣留王高建武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在东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 南至大海修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作为屏障，以此作为对抗唐军的本钱，两国之间的火药味再次浓厚起来。
当然摧毁京观只是表明唐朝的一个态度，关中本位的唐朝注意力依然重点放在西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身上，等到了贞观十五年消灭掉高昌国之后，高丽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表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太宗皇帝心里虽然有这个念头，但是也不是说想打就打，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在战争之前的外交政治行为总要进行一番动作，毕竟强隋可以说就是亡在征高丽上面，这样就对后来者造成了一个阴影，甚至这个阴影会被无限夸大乃至神化。后世元朝两征日本不果，反而因为台风损兵折将，就给了朱元璋很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明朝也因为畏惧“天命”而没有向日本下手也是同样的例子。当然大唐此时英雄辈出，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天命”，而终明朝一世只能被动的防御倭寇这更是体现了开放进取与闭关自守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时唐帝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派使臣进入高丽侦查地形地貌，天气水文，风土人情等等情报，为大军开进做好一切前期侦查工作。于是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唐朝的心思高丽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这个高健武其实还是颇有谋略的，他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年（公元621年），七年（公元624年）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我们要说，高健武如此动作，在当时其实是对唐朝最好的应对方式。高健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率五百死士击退杀入平壤城的来护儿大军，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的认识到，太宗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隋炀帝时代的中国了，唐太宗的军事才能即使纵观整个中国史也是最为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更何况现在的唐朝名臣良将如云，边患基本被扫平，高丽此时要是再继续桀骜不驯，那么全中国在隋代伐高丽时累积的怒火就将会一古脑降临在高丽的头上，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可是虽然高健武这边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对国际局势确实是了如指掌，算无遗策，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场宫廷政变将高健武及其手下的大臣们杀了个干干净净，政变成功的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正式上台。
泉盖苏文上台之后高丽的对外政策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高丽与百济结成同盟，全力进攻新罗，眼看新罗无力抵挡，灭国在即，新罗只能遣使入唐求救。虽说这样的故事在唐朝已经多次发生，可是之前的高健武都是在唐朝使者到来以后虚与委蛇，最多写个表谢罪之类的，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可是泉盖苏文不一样，唐太宗当时派遣司农垂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 644 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盖苏文返回平壤后，态度极其狂傲，他向玄奖说，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 500 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玄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盖苏文这时以东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条与唐朝进行全面对抗的道路，自然这次唐朝的调停失败了。不仅如此，高丽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打算在北面对唐朝进行牵制。在战备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时代建造的“长城”，一面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干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
这样明显的敌对行动，要是依旧容忍下来，那么唐朝作为整个大东亚的统治权威将遭到严重的削弱，甚至崩坏，甚至被平定的周边民族都有再度反复的可能，这显然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无论是李世民个人还是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而言，基本都是希望打这一仗的，因此大战已经无可避免。针对高丽，唐朝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运转起来。
太宗皇帝根据炀帝时候的战况，吸取了当时的教训，并针对这些教训想出了种种办法避免。炀帝征高丽，后勤就是一大问题，唐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携带了大量的食用牛羊，这样牛羊随军队行军，沿途还能背负辎重，大大减轻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负担。另外就是征伐高丽不进行全国征兵，而是采用募兵法，所谓“皆取愿行者”，结果，诏令发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共募得天下甲士 10 万，这可谓是真真正正的志愿军。这样的军队不但士气高昂，素质优秀，而且对国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不像炀帝时代的强征入伍，会给全国经济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士兵人数的减少反过来也大大减轻了后防后勤的压力，对国家不至于有所损伤。
贞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放将作大监闰立德前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那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3州，督造运输军粮的船舰 400 艘;七月二十三日，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 2 都督兵及契丹、H（因为H当时分化为非常多的部族，有部分H族是被契丹族控制的，因此与契丹一起进攻高丽。）等部族兵众对辽东作试探性攻击，“以观其势”;又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专责河北诸州的粮草运输;命太仆少卿萧锐运输河南诸州粮饷入海，贮于乌湖岛（今山东南、北煌城岛）中，以供水军之需。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沪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缺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 3000 募兵，战舰 500 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尬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 6 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然后，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三十日，诸路陆军集于幽州。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至此，可谓是万事俱备，战争的号角已经开始吹响了。
唐太宗事前的考虑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且有了炀帝的前车之鉴，行事就更为的小心谨慎，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免有些方面就会矫枉过正。在士兵的人数方面，此次攻高丽只派了十万人马，可是这一点人数显然远远不够，高丽当时基本为东北第一强国，实力自然很强劲，仅仅十万人马去攻打，就军队人数来看，反而变成了弱的一方。而且高丽国不比草原汗国，只要军队战斗力强劲就可以解决一切。在高丽国中有大量的要塞式城堡，战争打到后来往往就是攻城战，而攻城战往往军队的人数比战斗力更为重要。太宗此次出兵，还因为年老而没有带名将李靖出征，太宗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本人认为，这显然是个很大的失误。李靖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全能将领，国内国外，高原战，平原战，沙漠战，攻城战，守城战，水战几乎都有打过的经验，并且百战百胜，对于攻打高丽这样的国家，显然李靖能比其它将领更好的适应，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最后关于外交方面，太宗对于东北亚的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忽略了百济这个表面上对中国毕恭毕敬，其实暗藏鬼胎的国家，结果在后面百济的表现严重阻碍了太宗亲征的总体战略。
